“好法术”、“慕通达”的政策，给了仁义道德的礼防以毁灭性的打击。但不容讳言，顾炎武尚未细察与此同时的社会大动乱给予名教堤防的冲决。这一点，作为史学家的傅玄在他甄录的史料中，让我们看到了道德败坏到何种程度。《傅子》卷三有一则记载说，“汉末有管秋阳”与其弟避难途中，杀了一个同行的伙伴作粮，后来遇赦回了家。对杀人充粮这种极为野蛮、残忍的事端，据说中书令荀彧与少府孔融有过激烈的辩论。荀彧指斥管秋阳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说：“秋阳贪生杀生，岂无罪邪？”而孔融居然说“食伴无嫌也”。孔融持的理由很荒谬：第一，说管秋阳杀人以保存自己合乎孝道；第二，所被杀者不是“会友”（指有文才的好友），就如同“犬啮一狸，狸啮一鹦鹉”（言食伴是杀非类）。孔融是否说了此种令人骇异的话姑且不论，然而令人注目的却是在动乱之年人们的道德观念已化为乌有。管子说得好：“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伦理道德的建设总是和安居乐业同步的。曹操崇奖“跅驰之士”，逐鹿中原的持久战争，共同酿成了道德沦丧的苦果。足食足衣的屯田政策可以使社会恢复安定，而毁方败常的严重后果则一直延续到两晋的覆亡。伦理道德的沦丧岂仅两晋士大夫普遍无德操，而社会风气的窳败令史家为之叹息。
    到曹睿当皇帝的时候，乃祖乃父反名教的政策所导致的“虚无放诞”已经在社会上滋生了成批的“浮华交游”子弟。他们不受检束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使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上面我们引证的顾炎武《日知录》里所谓的董昭“太和之疏”，这里需要稍稍加以引申。董昭在此疏中尖锐地指出：“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已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己知，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在邺城谋反，坐死者数十人；黄初二年，孙权遣使称臣，布衣曹伟竟擅自致书于权并赂交京师，文帝闻而诛之。）无以加也！”董昭揭露了浮华子弟们结党营私的种种罪恶：不但侵犯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且淆乱社会舆论，刺探政府机要，冲击要害部门……这些都是执政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浮华交游”的产生是“虚无放诞”合逻辑的发展结果。没有道德规范的放纵言行，我们不能只看到它活跃思想有利于辨析，属于哲学范畴的合理性因素（即使清谈趋向玄谈者），也应该考虑到它冲决一切道德堤防的清谈朋党活动对政治的腐蚀作用。
    傅玄23岁撰集《魏书》时，就已清楚地感受到“虚无放诞”的危害。《傅子》卷三记载了魏明帝的亲信大臣侍中刘晔用两面手法（“持两端”）愚弄魏明帝的事。其时，魏明帝锐意伐蜀，咨之刘晔，晔大表赞成；刘晔熟知群臣于伐蜀疑虑甚多，遂在大庭广众高论蜀绝不可伐。他甚至对能参与机密的中领军杨暨也使以欺诈。后来欺诈败露，“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犹死。”傅玄评论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刘晔论伐蜀可谓虚无放诞也！对于他的败亡，傅玄还有一段精彩的推论：“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在傅玄看来，“清远有礼”之臣富于韬略，貌似拙诚，而咄咄逼人的“巧诈”之臣似乎是“独任才智”的。“大智若愚”是政治家成熟的标志，而“巧诈”者“不与世士相经纬”、“独任才智”是不足取的。《傅子》卷三中又有一篇《马钧传》，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他的痛愤。马钧是一位杰出的机械专家，他改良了织绫机，研制了指南车，创制了龙骨水车，……他满足了魏明帝娱乐的需求，为他创制了水转百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工官任命。他的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工艺创造，不但没有获得朝士的赞誉，甚至连起码的理解也没有，哂笑辩难接踵而至。从马钧的遭遇我们看到：当时朝士“虚”到极点，他们热衷于徒拖虚言，对马钧一件件成功的实效也不愿意正视。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拿马钧的名和字加以讥讪；连年仅十来岁的裴秀也抓住马钧不善言的特点，聒噪不已，善辩若毂，自以为得计。为了争取对马钧的合理待遇，傅玄说服安乡侯曹羲，阐明“悬言物理”之害，引喻孔子“取人不以一揆”之古训，论证马钧乃天下之奇巧，称赞他的实际成就超过了公输般、墨翟、张衡。傅玄的全部努力只得到了大权在握的曹爽的冷遇，“忽之”。魏明帝末年，辇毂之下崇虚黜实以至于此。
    当时一批严肃的士大夫对虚妄浮夸也殷忧不能释怀。太和六年黄门侍郎杜恕上疏痛论明帝临朝之失在于不能近察群臣之贤否，防止“望风希指”、“密行白人”之诡诈滋蔓（“望风希指”指窥测皇帝私欲以迎合之，“密行白人”指潜伺他人之过失以告发给皇上），忧心这将会导致“天下背道趋利”。杜恕是位能臣，他的忠贞史家有定评。侍侯了魏之三帝的王昶，他告诫子侄不可沾染交游浮华之恶习，他谆谆教导子侄说：“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的儒道互补论是他附官多年的阅历之言。浮华累于虚伪，朋党难于自全，这为而后的政治斗争所证实。曹爽、曹羲、邓、李胜、毕轨等在“高平陵事变”中毁家丧命者，皆被蒙上虚伪朋党的罪名。
    从傅玄的史论中，我们至少看到两位他盛赞的“清远有礼”之臣。一位是曹操的谋主、中书令荀彧。《傅子》卷三对荀彧的道德事功作了如下的概括：“荀令君之仁，……期可谓近世大贤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谄黩，谋能应机。孟轲称：‘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在傅玄看来，荀彧仁德慊慊，足以服众。助曹操统一大业的一大批谋士如郭嘉、荀攸、仲长统、陈群、钟繇等都是经荀彧推荐而受到曹操信用的，这就是“明以举人”。在君相汉献帝、曹操之前，荀彧从未有面谀，背后亦无怨黩，真真是忠荩谋国。在多年征战中，荀彧为曹操所设的奇谋，屡有应验；特别是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先处于劣势，而复有刘表在背后威胁极大，几于不能支持，荀彧说服曹操坚持取得胜利。荀彧的“有礼”，其荦荦大者即在处理曹操逼汉献帝诸事端上持迂回姿态。他既佐曹操势力日盛，又不愿亲见汉献帝逊位，在这两难的处境中以饮药自尽谢天下（详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荀彧很清楚雄才大略的权相曹操终究要取代孱弱之主汉献帝，但他恪守儒家的“礼”，不愿助曹逼宫。“礼”在这儿，仅仅是名份的需求。还是曹操懂得荀彧的价值，他曾说：“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傅子》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