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段列举了父子兄弟四方的罪行，周公将其一概斥为“元恶大憝”，“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灭乱天赐民彝大法）。要康叔按文王刑罚（“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可见这里父子兄弟四方均是相互对待的平等关系。而孝自来所维护的都是上下不平等的尊卑关系。西周孝沟通祖、宗，祖绝对尊于宗。自孔子始，孝为父子规范，孝公开宣扬“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即便父残虐如瞽瞍者，子也当“有顺无违”。舜就是如此而被孟子誉为孝子之典型（注：参见《孟子·离娄上》。）。故就孔孟之孝论，谓“父不能字（爱）厥子，乃疾（憎）厥子”为“元恶大憝”，要“刑兹无赦”，这简直是禽兽行。因此用排除法即可证明，这段话中的父子部分只能归入“不友”。这是西周友规范兄弟，亦规范父子的确证。若进一步审视这段材料中父子、兄弟两伦间的关系，则又可发现，这里周公是将父子比附于兄弟，并用友道一并规范之，而不是相反。由之似可作如下推论：西周友用兄弟纲纪规范父子，父子之伦从属于兄弟之道。
    现在来检讨友与君臣关系。西周“友”可指君臣。墙盘铭“唯辟孝友”，唐兰释“辟”为“君长”（注：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第3期。），可从。鼎铭“肇对元德，孝友唯井”（注：罗福颐：《三代吉金文存释文》卷三，香港问学社1983年版，第21页。），“井”即型。“元德”其时通指君之德，故这里所仿效的亦是君长，“孝友唯井”，即效法（君长）孝友。《诗·皇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王季，文王之父）”，《国语》文王“孝友二虢”，这些都是用“友”称君颂君之例。而“友”指称臣，则为西周之习语。《诗·六月》“饮御诸友”，陈奂谓“诸友，处内诸臣也”（注：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一七，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20页。）。《假乐》“燕及朋友”，毛传谓“朋友，群臣也”。《抑》“惠于朋友”，孔疏“朋友谓诸侯，亦可以兼群臣公卿”（注：《毛诗正义》卷一七之三、卷一八之一，第273、287页，《十三经注疏》上。）。西周友称群臣，似以姬姓之臣为限，今人对此已有论述（注：参见沈长云《〈书·牧誓〉“友邦君”释义》，《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因友为兄弟规范，所以周人又常以兄弟喻君臣。《诗·公刘》“君之宗之”，《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注：《鹑之奔奔》，毛诗序：“刺卫宣姜也”。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列众证驳毛诗序有误，谓《鹑之奔奔》是刺卫宣公，“我以为君”之“君”指宣公，本文从之。），这是以兄称君之证。《诗·伐木》“笾豆有践，兄弟无远”，陈奂疏：“同姓之臣，亲为兄弟，则恒为朋友。”（注：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一六，第19页。）《沔水》“嗟我兄弟，邦人诸友”，毛传：“兄弟，同姓臣也。”（注：《毛诗正义》卷一一之一，第164页，《十三经注疏》上。）上述以朋友、兄弟指喻君臣的材料，或出自礼器铭文，或见诸追思先王、称誉时臣之作，或存于讽谏君主诗中。在这些极为严肃的作品里，“朋友”、“兄弟”并非简单的亲昵之称，它们有着明确的纲常内涵，寄寓了作者的道德期求。如用友称王季，既表明王季行为合友道，又表明作者要绍继王季，以友道自许，且期望时君与臣亦以友道自励，用兄弟讽谏时君，更是规劝君主要以兄弟之道自律自励。因此以“朋友”、“兄弟”喻君臣，表明西周“友”为君臣之德，君臣须接受友道的规范，兄弟规范是君臣之伦的基础。
    必须指出，说西周友以兄弟纲纪规范父子、君臣，这并不是说其时人不知君臣、父子，现实中的父子、君臣没有尊卑之分。仅是说兄弟之道（嫡庶、大小宗）所立的贵贱之序决定君臣名分，高于人伦辈分的尊卑。后世的君臣父子同格的君臣和个体家庭所谓的父子，在其时还不为人所及知，其在礼制中亦无独立地位。
    二
    春秋战国时期，宗族渐至解体，代之而起是个体家庭的兴起而最终成为社会最小的基本组织单位。与之相应，孔子将孝下延至敬父母，父尊由之而有了形而上的根据，父子、兄弟在礼制中也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不再受友道规范。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一六《子路》，第298页，《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版。），孟子曰“父子有亲……朋友有信”（注：焦循：《孟子正义》卷五《滕文公上》，第226页，《诸子集成》。），这是朋友与父子、兄弟规范相异之证。规范相异不能混用，混用则有悖人伦。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注：焦循：《孟子正义》卷八《离娄下》，第353页，《诸子集成》。）孟子之世的匡章就是因用朋友的“责善”之道事父，弄得“通国皆称不孝”（注：焦循：《孟子正义》卷八《离娄下》，第352页，《诸子集成》。）。这些材料说明，到孔孟之世，后代五伦中的父子、兄弟两伦终告形成（注：案：孝以父母为对象，父子、兄弟两伦的确立，都始于孔子。参见拙作《论孔子孝观念的革命性》，《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且与朋友之伦彻底分离。至此，用朋友之道规范父子、兄弟是严重违背礼制的行为。
    此间君臣、朋友组织均是朝非血缘化方向演进，到孔、墨之世，两者的血缘纽带已基本瓦解。但在演进过程中，双方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相近或相同的规范，如信、义、德、道。现以“信”观念为例，以说明君臣之道的演进促进了朋友观念的更新。据阎步克先生研究，信在西周不为人所重，信作为道德观念，表示信守诺言，始盛于春秋。开始是作“政治外交道德”，随着君臣宗法血缘纽带的松弛，“君臣间也发展起‘信’之观念”，信便成为君臣关系的基本规范。《左传》、《国语》中“君臣有信”的记载不胜枚举，足证阎说有据（注：阎步克：《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先秦“信”为朋友规范，始见于孔子师徒。孔子曰“朋友信之”（注：《论语正义》卷六《公冶长》，第110页。），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注：《论语正义》卷一《学而》，第11页。），曾子则把“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注：《论语正义》卷一《学而》，第5页。）的内容之一。至此“信”便成为友德，且沿用至今。同时“君臣有信”亦为孔子所秉承，并成为其一贯主张。他说：“民无信不立”，故他视君主守信而使“民信之”为治道三要则（足食、足兵、民信）之首（注：《论语正义》卷一五《颜渊》，第226页。）。据上疏陈，“信”是兴起于春秋的新的道德观念。它先成为君臣规范，到孔子世，再化为朋友规范，并成了君臣、朋友共同的规范。从“信”的上述演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窥见到，君臣规范的演进促进了朋友观念的更新。这一促进是双向的，朋友主体及其内涵的更新，对君臣关系的演进具有更大影响。本文亦是侧重从朋友角度论叙友与君臣关系的演变，故弄清春秋战国之际朋友主体的嬗变，于本文题旨关系甚密。而这一问题又一直未为学术界所措意，几无成果可资利用，因此讨论此间友与君臣关系，得从寻索此间朋友的主体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