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幡
    就广义而言，幡是旗的一种。史言王濬有“大志”，欲使门前“容长戟幡旗”（《晋书》卷四十二），幡旗并举，可见二物正以类相从。但幡的形制又不同于旗，主要的区别是其幅面竖垂。司马相如《大人赋》“垂绛幡之素蜺兮”，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形。然而此下垂之幡幅面极易飘动，赋因随之形容道“载云气而上浮”，亦即《释名·释兵》所称“旛，幡也，其貌幡幡然也”。《诗·小雅·巷伯》毛传：“幡幡，犹翩翩也。”其状与《楚辞·九章·悲回风》“漂翻翻其上下兮”之“翻翻”，适相仿佛。
    幡以竖垂而区别于横展之旗，乃因旗初时不书文字，而幡则“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信幡”（崔豹《古今注》）。信幡，亦称棨（綮）信。它的实物曾于甘肃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为西汉晚期遗物（注：李学勤：《谈“张掖都尉棨信”》，《文物》1978年第1期。）。 幡用绛帛制成，以小篆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因原物出土时“已团成皱折，绢面已破损，虽经修整亦未能恢复原貌”，故笔画略带蜿蜒（注：《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一）图版说明页44，徐祖蕃文，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说文·叙》云“鸟虫书所以书幡信”，徐锴《系传》“旙”下引萧子良《五十二体书》曰“信幡以鸟书”。但《汉书·艺文志》云：“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则幡信固不必皆用鸟虫书，上述棨信即其证，因为以正书题表官号，更昭然而易辨。信幡的形象，汉画像石中亦有见，如1987年徐州贾汪区青山泉出土的一件（注：《中国画像石全集》（四），图版80，山东美术出版社等，2000年。）。其轩车前有骑者持幡，只是为表现手段所限，幡上未刻出官号，但却仍有似用来代表文字的凹凸纹。其行列中有缚手被械之人，则所表现的或即讨有罪的情景。而前驱张幡，原是用以标明主事者的身分地位和权力。
    尚有某一类幡，虽未题写官号，亦未如棨信之正规，却同样为仪仗之属。如《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所收简文：“九枚币谨遣尉史承赍弩靳幡谒府”（57·11）（注：谢桂华等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虽前有缺文，但大意仍可通晓，即曰一位名承之尉史，受命持弩靳幡以行，谒见郡太守。简之“靳”，通“旂”，居延简中常见“靳干”、“靳幡”之称，如《合校》49·4、10·7，等等，可证。则此“旂幡”施之于弩。出行行列中前驱持弩本是格外煊赫之事，司马相如官拜中郎将，建节邛笮，“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汉书》卷五十七下），即其例。崔豹《古今注》：“两汉京兆、河南尹及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违者则射之，有乘高窥阚者亦射之。魏晋设角弩而不用。”此将导引持弩的用意说得很清楚。不过弩上如何张幡，却疑莫能明。此疑之释，在于相关之图像的发现。其一为四川彭州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画面上，两名导引肩负大弩，以弩弓充幡竿，以幡的幡面之大，而足征仪卫之盛（注：《巴蜀汉代画像集》，图141，文物出版社，1998年。 ）。《汉书·郊祀志》云，汉伐南越之际，“告祷泰一， 以牡荆画幡”，“为泰一鏠旗，命曰灵旗”，颜注：“以牡荆为幡竿。”可见汉代幡竿不拘一格。此处则在弩弓下悬幡，正所谓“弩靳幡”。其二为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的出行图。其北壁第二层、南壁第一层、东壁第三层，均有两两为列，各肩弩靳幡驰行在车前的四骑（注：《安平东汉壁画墓》，图4、7、27，文物出版社，1990年。），弩上所悬之幡与“张掖都尉棨信”之长宽比例接近， 与徐州青山泉画像石之幡轮廓亦相仿，惟幡的边框绘作红色，更觉鲜明。
    幡本有号令之用，“麾军进战”自然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三胡注：“白虎幡以麾军进战……”。）。《通典》卷一四九引魏武《步战令》：“临阵皆无讙哗，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军事之外，幡又可用于指麾卤簿。《晋书·职官志》云武帝为晋王时，以陈勰为殿中典兵中郎将，迁将军，“武帝每出入，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太康末，武帝尝出射雉，勰时已为都水使者，散从。车驾逼暗乃还，漏已尽，当合函，停乘舆，良久不得合，乃诏勰合之，勰举白兽幡指麾，须臾之间而函成”。为使所挥之幡更加醒目，或在幡上增益饰件，即在幡胡施牙。牙亦称齿或锯齿。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所出“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与旌旗类物品如旃、麾、旌、幢等列在一起的，有“乘与（舆）幡胡锯齿六百□”，“幡胡□□锯齿十六万四千一十六”（注：《尹湾汉墓简牍》，页105、110，中华书局，1997年。）。称作“幡胡锯齿”，自然是组成幡旗的部件。
    旌旗之胡部饰牙，其制已见于先秦。《礼记·明堂位》述三代旗制，曰“殷之崇牙”，郑注：“殷有刻缯为重牙，以饰其侧，亦饰弥多也。”其形制见于金文（注：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册十八，叶六，涵芬楼影印。）。而用于号令的幡上之牙，以其为士众所瞻，影响更大，寖假而旃、幢亦有饰牙者。
    旃上饰牙之例，见于甘肃嘉峪关三号魏晋墓壁画（注：《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彩版二：1、2，文物出版社，1985年。）。旃，亦作旜。《周礼·春官·司常》：“通帛为旜。”郑注：“通帛谓大赤，从周正色，无饰。”《尔雅·释天》：“因章曰旃。”郝懿行《义疏》：“‘因章’者，谓因帛之色以为章，不加文饰，故《司常》谓之‘通帛’，《尔雅》谓之‘因章’。左氏《僖廿八年》〈正义〉引孙炎曰：‘因其缯色以为旗章，不画之’，是也。”可知旃即不施文饰的帛旗。旃出现在宋聂崇义编定的《三礼图》中，与早期的形制，也还没有很大的不同。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一一五号墓所出竹简有云：“色别，五百以旃上齿色别，士吏以下旃下齿色别”（374）（注：《上孙家寨汉晋墓》，页191，文物出版社1993年。）。三号墓壁画所绘之旃周边装饰出来的齿状物，应即竹简中说到的旃齿。
    牙幢则见于此墓壁画的营垒图中（注：同注⑩，图版86：1。此为黑白图。彩图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卷十二，图版31，文物出版社，1989年。）。《释名·释兵》：“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注：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童童’，当读《诗·采蘩》‘被之僮僮’之僮。《笺》云：‘僮，竦敬也’。”）。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出土的一件彩绘砖，上绘执幢者，榜题“童（幢）史”（注：《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图88，文物1996年第7期。），故可确认无疑。幢又称幢盖，为“将军刺史之仪”（注：《文选》卷五十七潘岳《马汧督诔》“殊以幢盖之制”，李善注：“幢盖，将军刺史之仪也。”）。至南北朝，幢并且成为一种军队编制，《宋书》卷四十五《刘怀慎传》：“时世祖分麾下以为三幢，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马文恭各领其一。”又卷四十九《蒯恩传》言其“以宁远将军领幢”。史籍所见又有作为军队编制之标帜的“牙幢”。《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云孙权遣陆逊往讨费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三号墓壁画营垒外所插胡部饰牙之六幢，应即牙幢。而朝鲜安岳冬寿墓壁画出行图中走在鼓吹之前的执幢者，所执之幢，亦与嘉峪关三号墓壁画营垒外所插之牙幢同制（注：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图12，《考古》1959年第1期。冬寿墓时属东晋， 其时晋封冬寿为侯，拜为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四郡太守，及“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
    与幢同列为“将军刺史之仪”者，又有鼓吹。此制早见于汉。《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云，建初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注：李注：“横吹、幢麾，皆大将所有，超非大将，故言假。”）。此制晋亦如之。《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云“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以是至于南北朝，幡又成为“鼓吹”之部乐器上面的装饰。河南邓县南朝墓所出彩色画像砖之鼓吹图中，两人手执长角，角的一端系彩幡（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封面。）。 《太平御览》卷三三八引晋庾翼与燕王书曰：“今致画长鸣角一双，幡毦副。”文献与实例恰可互相对照。此后它更明文载入史志，成为仪卫卤簿中的定制。如《唐六典》卷十四“鼓吹署”条下，注云：大驾，“长鸣、中鸣、大小横吹五綵衣幡，绯掌，画交龙，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所谓“掌”，即“下方而上两角微椭”者（《元史·舆服志》“仪仗”条），亦即邓县彩画砖长角上总系彩衣之半圆状物。
    幡并且成为兵器上面的装饰。《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言孝文帝率众往寿阳，“槊多白真毦，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楯槊，缀接以黑暇蟆幡”。又《隋书·礼仪志》曰南朝陈造五辂，“加棨戟于车之右”，“兽头幡，长丈四尺，悬于戟杪”。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中的兵士手中所执之槊，槊上即缀幡。尤堪注意者， 为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中出现的幡。其墓道西壁壁画，一侧绘系幡之门戟，一侧绘持兵器者，所持之器也系长幡，且所系之幡更为长大。前者绘兽面，后者绘虎头（注：《河北古代墓葬壁画》，图版46，文物出版社，2000年。 ）。《古今注》“信幡”条下云，“乘舆则画为白虎，取其义而有威信之德也”，“高贵乡公讨晋文王，自秉黄龙旙以麾是也，今晋朝唯用白虎幡”。可知白虎幡由信幡发展而来，而地位特尊（注：白虎幡当是从信幡发展而来，由史书所载诸多事例，可知白虎幡乃代表朝廷诏命，如《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引王隐《晋书》云：“河间王伐齐王，（长沙王乂径入宫发兵攻冏）火烧观阁及千秋、神虎二宫门，冏盗白虎幡，唱云长沙王矫诏。”又《南齐书》卷三十八《萧颖胄传》云刘山阳出任南州时，“谓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复还矣’”。），非寻常之幡可比（注：凡讨伐、平乱、招降、宣慰，诸王及军事统帅皆可以白虎幡作为号令与符信。如《魏书》卷九十六记东晋事，云王恭与庾楷起兵，会稽王司马道子领兵以距，“以尚之为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讨楷等，皆执白虎幡居前”。又《南齐书》卷一《高帝本纪》云宋后废帝刘昱时，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攻入建康，时“太祖（即此后之齐高帝萧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大破之”。招降之例，如《魏书》卷五十一《封敕文传》，云边固、梁会与秦、益杂民万余户据上卦东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剌史封敕文拒却之，“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贼众曰：‘若能归降，原其生命。’应时降者六百余人”。宣慰之例如魏书卷十八《太武五王传》云“（元）孚持白虎幡劳阿那瓌于柔玄、怀荒二镇间”。此外，《宋书·百官下》述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之职，云“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天子夜间出入禁门，亦须以白虎幡为凭，事见《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茹茹公主墓壁画中所见绘虎头之幡，虽未有直接的证据确指为白虎幡，但亦庶几近之。隋唐以后，仪卫卤簿中的兵器，如戟，如仪鍠，其上系幡，亦成定制。即本文开篇说到的信幡，北魏时，已列在仪卫卤簿（注：《魏书·礼志四》：“天赐二年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陈卤簿”，“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唐宋以后，它的形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王建《宫词》：“未明开著九重关，金画黄龙五色幡。直到银台排仗合，圣人三殿对西番。”《宋史·仪卫六》云：“幡本帜也，貌幡幡然。有告止、传教、信幡。皆绛帛，错采为字，上有朱绿小盖，四角垂罗文佩，系龙头竿上。其错采字下，告止为双凤，传教为双白虎，信幡为双龙。”所述与王建咏者颇相一致。明人王圻等编《三才图会》，仪制编中的“信幡”，亦同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