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汤氏的论述， 用今天的语言来概括，我们可以说，“理”即封建社会的纲常秩序（当然也包括汤氏自己的改良理想），这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势”即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和社会存在的具体事势（包括政治力量对比），这是统治权力的关键；“情”即人们的愿望和态度（包括食色等欲望）。他注意到三者关系若相左，历史的进程便有遗憾，“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合理而客观形势却不许可，形势许可却不合人愿，符合人们的愿望却不合纲常，事情便不易办成。“天下之吉凶”、“万物之成毁”都依赖于理、势、情的交互作用，只有理、势、情既相互制约又互相配合，和合协调，社会才能平稳发展。因此，汤显祖已经模糊地看到了社会历史进程中发生作用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汤显祖对于在理、势、情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个人所能作出的历史贡献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大要有三：
    第一，他认为，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人才会应运而生，但人才能否有所作为，要受历史客观趋势和自身力量大小的制约。他曾将管仲、吴起、商鞅的法治与王安石变法作过对比，认为在春秋战国那种乱世条件下，“势不得不急法而治，时则霸才兴焉”，管仲、吴起、商鞅等人是适应时代与社会需要应运而生的霸才，他们“急法而治”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急法而治的改革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人才仍要受时势和自身力量大小的制约。他以王安石变法为例，详细推究了王安石成败的原因，指出“如以王公自治其县，青苗固效；专之方岳，则均输方田无不可者；专之边郡，则保甲保马无不可者。何也，势所得为也”。[1] （《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王安石在自己专责治理的地区之内，根据社会的需要，顺应人情，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推行局部的改革，理、势、情协调一致，因而取得了成功。但“举天下而急为之，安石不能用宋”。（同上）因为王安石新法推行过于急迫，朝廷与地方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而王安石并无控制全国的政治力量，故在一县一地能成功的改革，施行于全国则不一定能成功。汤显祖总结为“势不行也”。
    汤显祖还以岳飞之死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予独怪王（按指武穆王岳飞）以大将之才，为战将之用，而用益以不终。当时无将将者。……高宗之资，不能为肃若代（指唐肃宗、代宗），亦其势然。……或曰，王何不竟灭虏而朝，附于人臣出境遂事之义。此不然也。观金起时，其君臣父子叔侄将相之间，皆意念深毅，经略雄远，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时诸将并以诏还，王以偏师济乎？夫王以归而死，得为世所哀怜。佻而往，王之为王，未可知也。王所谓进退维谷者与。……虽然，孝宗时而王在，犹之不能用王。盖孝之不能为代，亦犹高之不能为肃。何也？徽高在，高与孝虽有志，势皆有所不得行。[1]（卷三十一《岳王祠志序》）
    这真是一篇精彩的史论。汤显祖指出岳飞的悲剧固然是由于“当时无将将者”，岳飞用非其才。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势不得行”。不仅是假设岳飞不奉诏而朝，而孤军深入敌境，“直捣黄龙”的壮志未必得遂，而且假若孝宗时岳飞尚在，主张北伐的孝宗仍然不能用岳飞。这样的分析便不将岳飞的悲剧看作历史的偶然，而是视为时势的必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作用毕竟是会受到制约的。
    第二，他认为，人才的作为固然会受历史客观趋势的制约，但个人的历史活动不应被动地听任社会具体事势所左右，仍应努力有所作为，争取成功。他举好友李三才为例。李三才在税使“称诏横乱”的不利时势下，毅然“发决英雄之气”，“力奋其身，号怒戏笑，与中贵人相横决，争数千里民命。贫者徙者，可以复业，居可以居，行可以行，而乱可以止。所谓社稷之力臣也。”[1] （卷三十一《读漕抚小草序》）可见“功有所自成，而力有所自积”。（同上）积力才能成功，“有力之人”必须勇于用力，才能有所作为。汤显祖还称赞他的好友赵邦清在滕县的改革，指出赵在滕亦受豪右阻挠，但赵“怒容渥丹，奋髯眉相抵，挠者行避去”。[1]（《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而赵又身体力行， 常“独身驰数十里察视，晓夜暴露不少休。……衣褐食稗，而宫馆驰传，俎豆咏歌之节，必明以清”。（同上）终于“凡得隐田并垦除数千顷，买牛千头，活饥民数万人，归流民数千户。……宾舍有序，学士诵歌，市贾无饰，男女廉贞。休休于于，河洛之间，葱然一善国也”[1] （卷三十《赵子瞑眩录序》）。对于个人在历史进程中能起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
    他还强调在同样的历史时势和客观条件下的个人主观努力，并将这种主观努力由仕宦从政扩大到修身养性。他在《答门人吴芳台舶使》书中盛赞海瑞、魏允贞等人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称赞他们“卒称名臣”，又谆谆告诫吴芳台：“昔人称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吾弟市虽小，不妨以大人自为也。宦东粤者，清浊皆易见。吾弟勉之。”[1] （卷四十八）晚明时期的广东，商品经济发达，对外贸易频繁，身处这样的脂膏之地，或清廉，或贪浊，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即能否以“大人自为”了。所以他对于后进少年，都反复叮咛他们为官“必须不要钱，不惜死”。[1]（卷四十七《与门人时君可》）“初入仕路，眼宜大， 骨宜劲，心宜平。勿乘一时意兴，便轻落足，后费洗祓也。”[1] （卷四十九《寄李孺德》）告诫他们不要走错路头。即使在他弃官回乡之后，仍在致友朋的书信中一再表示：“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此时亦非吾辈作家时也。”[1] （卷四十六《与李九我宗伯》）“天下忘我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也。”[1] （卷四十八《答牛春宇中丞》）申明不忘天下的决心，社会责任感依然非常强烈。
    第三，他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作用不应“以成败论”，而应重视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动机。这实际上也是对“情”的肯定。他曾说过，“天下凡有意义之事，常力不能致，而心喜之，口道之。喜极而致，固人情也”[1]（卷三十四《k1jc04.jpg水朱康侯行义记》）。 又说：“天下士亦安可以成败论也。”[1] （卷四十一《明故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刘公墓表》）对于有意义之事，只要“心喜之”，即有完成它的主观动机，即使“力不能致”，甚至终归失败，也是值得肯定的。他以唐代“永贞革新”时的王叔文、柳宗元为例，说柳宗元“读天下之书，怀尧舜之业”，是“天下之才俊贤人也”。对于王叔文，他虽恪于封建传统观念，视其为“世之所谓狂劣无底者也”，但他也认为柳宗元与王叔文“同心”而“相与以济”，是因为他们“欲急世患而成功名”，意念皆在“唐室可兴”，改革弊政、中兴唐室的主观愿望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他认为王叔文“虽未竟其谋，不可谓无吕（吕尚）葛（诸葛亮）之心矣”。他甚至为韩愈在纪念柳宗元的文章中于柳氏的“委曲用世之志，不为发挥一言”而深感遗憾[1] （以上引文均见《明故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刘公墓表》），认为在这一点上，韩愈的见识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可见，汤显祖重视的是历史人物的“委曲用世之志”，而不以成败论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汤显祖对于本朝人物的评价，也常从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观动机着眼。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他对自己的老师，万历年间“言道德而负经济”的相国张位的评价。万历二十四年（1595年），张位在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期间，曾疏请万历皇帝“勤朝讲，发章奏，躬郊庙，建皇储，录废弃，容狂直，宥细过，补缺官，减织造，停矿使，撤税监，释系囚”[2]（见《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力图有所作为。张位“初官翰林，声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权示威，素望渐衰”（同上）。与首辅赵志皋多有磨擦。万历二十六年（1597年），终因朝鲜用兵事，在党争中失败，“夺职闲住”。不久又被诬为“妖书”《忧危竑议》的主使，“诏除名为民，遇赦不宥”。“位有才，果于自用，任气好矜。其败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无湔雪之者。”[2] （以上均见《明史·张位传》）对于这样一位失败了的政治家，汤显祖极为同情，指出他失败在于“发决太早，未能收拾天下贤士，厚集其势，而轻有所为”。但原其初心，其实“意念皆在国家”，主观动机是好的，故汤显祖认为张位仍不失为“天下所属心望为名相者”[1] （以上均见《明故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刘公墓表》），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汤显祖对于社会治乱的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作用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与实践，他也常将对古人的评价与对时政的评论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实是为现实而发的。我们在《简论汤显祖的社会改良理想》一文中曾详细论述了他的法治与教化并举的改良主张及实践效果。他在遂昌的种种举措，其实都尽力想使理、势、情兼顾。比如他既打击隐占田亩、逃避赋税的豪右劣绅，又“稍用严理课”，对付私自采薪开矿的“流傭”、“隐民”，并“勒杀盗酋长十数人”[1]（卷三十五《遂昌新作土城碑》）， 目的在于“急法而治”。但他更重视加强教化，他在遂昌创建书院，“因百姓所欲去留，时为陈说天性大义”，以求得“赋成而讼希”。[1] （卷四十五《答吴四明》）甚至除夕释囚，又让罪囚元宵观灯，约期而返，以示诚信不欺。在他的努力下，确实也使改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以至使遂昌这块地方“小国寡民，服食淳足”[1] （卷四十四《寄曾大理》）。而汤显祖自己也能“五日一视事，此外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1] （卷四十五《答吴四明》）。似乎已实现了“赋成而讼希”的目标。但法治是把双刃剑，他对付的是“武横奸盗”的“贵倨”之家和失去土地的“流傭”、“隐民”，在不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所实行的局部改良，既不能持久，也不能深入，于是改良者被迫主动撤退，挂冠而去。改良的实践虽然以幻灭而告终，但汤显祖的改良理想并未泯灭，并且通过戏曲创作一再进行艺术的表现。我们在《牡丹亭·劝农》及《南柯记》的《风谣》、《玩月》、《卧辙》中都可以看到汤显祖对封建治世的美好憧憬。剧中的南柯郡与南安府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封建性的社会等级差别，但是人们的相互关系却绝对协调，全社会呈现出亲睦一家的融洽景象，“物阜民安，辞清盗寡”，“家安户乐，海阔春深”，“仁风广被，比屋歌谣”……正是理、势、情三者“并露而周施”的理想写照。这种描写，既有他对自己在遂昌的那段得意经历的美好回忆及对赵邦清等友朋政绩的曲折赞颂，也是他对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领悟及对社会改良理想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