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东北边疆民族的内部，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也在被逐渐打破。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从来没有间断的。在文献记载中的汉代以前，关于东北民族交流与构成的记载较少，而到了汉代开始增多。随着一些强族的崛起，一些实力弱小的民族依附于这些强族，甚至被合并其中。在夫余、高句丽等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如夫余，从其立国初始，就没有停止对周边各民族的吞并与融合，如挹娄等族，“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 ［6］2812，为夫余国的民族构成做出了贡献。又如高句丽，其对周边民族的大规模兼并活动从未停止，如沃沮、北沃沮、夫余、梁貊、盖马族、真番等族皆曾举族或一部被其兼并，“其民族构成是十分复杂的”［9］。他们吞并收服了一些同源弱势民族，整合了各自区域内的民族文化，使汉代东北地区的民族发展脉络更为清晰，符合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形成的历史趋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居形态，呈现出汉代整个东北区域内民族整合的历史进程。 
    3.汉—夷混居状态形成的历史影响
    汉—夷混居状态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汉—夷混居促进了东北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民族融合进程。
    汉代的源自中原的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汉代东北边疆民族则是先秦东夷族的后裔。在先秦时期，东夷族与华夏族都曾作为我国的统治民族开辟朝代，东夷族建立了商朝，而汉族建立的周朝又继殷商而立，从这一角度出发，两个民族之间又有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有着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周朝建立后，周人对于殷商遗民虽有存亡续绝之意，但亦不缺取乱侮亡之心。一方面周王朝并没有灭绝商人族裔，甚至作为帝乙长子、纣王庶兄的微子启还被封为了诸侯，武王对箕子的尊重也足以说明问题，但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种种措施对之加以防备，管叔、蔡叔即被周公分封至殷商遗民居地坐镇以对之进行统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周王朝对待殷商遗民的态度始终带有一定的民族偏见与防备之心，华夏与东夷的矛盾从来没有被根本性地消除。商人屡有反意，并事实上付诸了行动，虽然这些带有叛乱性质的行动最终都被镇压，但表面和平的背后是双方并不平衡的实力对比。相比于逐渐式微的商人而言，以华夏族为根基的周王朝的总体实力是不可对抗的，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的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至诸侯手中，但亦非东夷所能抗衡。因此，虽然在整个周代，以殷商遗民为代表的东夷族人从来没有能给周王朝的根基带来根本性的打击，但武力镇压对缓解双方的矛盾并不能起到正面作用，民族间的相互仇视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双方的民族矛盾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消除过。
    这种情况直到汉代才得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其中汉—夷混居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民族之间唯有长期的相对的和平共处，才能在不断的接触与了解中彼此接受，相互认同，进而变得亲密共存。汉代的东北地区恰恰体现了这一民族交往的状态，汉族与东北边疆民族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彼此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双方不再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状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种群间的界限也逐渐地被打破，并混同居住在一起。这使得双方在保留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的同时，在伦理信仰、风俗习惯等最具备民族特征的方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流。汉族的学术思想与伦理道德为东北边疆民族所崇尚，汉族的风俗习惯也被他们所广泛地接受，同时，很多东北边疆民族的礼仪风俗也成为汉族社会中的时尚，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事物也在汉族居地广泛地流传。这说明，汉代的东北地区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混居融合特征，各族的民族文化相互补充、互相融合，这种双方相互的认同与接受为华夏族系与东夷族系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源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双方交流与融合的深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开始真正形成。
    从文献的记载推测，这种民族融合的潮流很可能是从汉代开始真正形成规模的，也就是说，汉代应该是东北民族融合的奠基期。 
    第二，汉—夷混居是汉代的东北地区得以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先秦时期，东北的边疆民族基本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渔猎与游牧是他们最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相对滞后，原始的石器生产方式仍然较为流行，社会组织形式也较为落后，从精神文明的角度而言，更是处于原始而野蛮的状态。相比较而言，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华夏族乃至后来的汉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上都处于更为先进的地步，农业文明的先天优势使得他们在文明程度上走在了前面。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东北汉、夷杂居区的形成，汉族将自身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思想文化传入到东北地区，东北边疆民族迅速受其影响，基本上都走上了逐渐汉化的道路。农业文化在东北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生产工具上，从考古发掘来看，东北各地都有大量中原制式的农业生产工具出现，在靠近汉郡的地区，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铁制农具，而在较为偏远的地区，也有仿制农具出现。农业在东北边疆民族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很多民族已经将农业作为最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如高句丽，“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1］843-844，农业已经成为高句丽等族最为重要的经济成分。而汉族的思想文化也在东北边疆民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王充曾论：“辽东、乐浪……周时重译，今吟诗书。”［10］这一方面说明东北边疆民族在语言文字上在周时尚需翻译，而在汉代已经可以非常流畅地使用汉语和汉字，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族的思想文化在东北边疆民族聚居地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这一切的进步都依赖于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的长期深入的接触与交流，而汉族—东北边疆民族杂居区的形成，正是这种接触与交流得以长期稳定持续的基本保障。
    第三，汉—夷混居是汉代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王绵厚先生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汉文化”在历史上的东北是一种主体性文化，我们审视东北地域文化时需要从“汉文化圈”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认为，“汉文化圈”在东北传播要分成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是“以汉武帝开拓边郡为标志的，汉文化在东北的确立期，即汉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向东北亚腹地和边域的广泛深入传播期。”［11］这一论述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东北的区域文化，是汉文化与东北边疆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之后才产生的。而这种融合与交流需要汉民族与东北边疆民族之间长时间、频繁的相互接触才得以形成，汉—夷混居无疑是这种长期接触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