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颍川。颍川士人中最负盛名的是李膺。他刚直峻烈，“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9〕，未出仕时“唯以同郡荀淑、 陈蕃为师友”〔10〕。荀淑是因讥刺贵戚而被外戚梁冀所排挤，弃官还乡的。李膺常谓“荀君清识难尚”〔11〕，仰慕的应是他的德行。陈实，曾受业太学，与大名士“郭林宗、陈仲举为亲友”；回颍川教授，“时颍川荀慈明、贾伟节、李元礼、韩元长皆就陈君学”〔12〕。荀慈明即荀爽，系荀淑之子。荀淑有八子，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荀爽笃志经书，“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13〕。贾伟节即贾彪，“少游京师，志节慷慨”〔14〕，与荀爽齐名。韩元长（韩融）为韩韶之子，韩韶与李膺、荀淑、陈实均有深交。颍川这些名士之间平常过从甚密。如家住许县的陈实曾带着儿子、侄子专门去颍阳县荀淑家拜访，受到了荀淑及其八个儿子的热情款待〔15〕。当某一名士去世后，名士们更常借吊唁之机标榜同类。韩韶病卒后，因其“名德”，“同郡李膺、陈实、杜密、荀淑等并为立碑颂焉”〔16〕。钟皓曾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与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李膺赞曰“钟君至德可师”〔17〕。钟皓死，诸儒为之颂。荀淑卒，李膺在朝中专意“自表师丧”〔18〕。士人之间互相品评、标榜，甚至父子之间也不例外。陈实的两个孙子“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19〕。颍川士人的这种交结之风，若溯其源，西汉已有头。《汉书·赵广汉传》：“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西汉的“朋党”，主要是指地方豪强及官吏的联姻和结帮，东汉则是文人名士的交结与联姻了。
    汝南的结党之风，较之颍川更为明显一些。东汉初年有两则事可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刘秀怒斥戴凭事。《后汉书·戴凭传》载：汝南人戴凭为侍中，当刘秀问他对朝政的意见时，他以前太尉掾蒋遵被禁锢事为例，批评刘秀为政严酷，“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蒋遵其人的情况不详，但从刘秀特意强调汝南地望的严厉口吻来看，应是汝南有结党之风，且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二是郅恽公开斥责繇延事。郅恽（汝南人）为汝南功曹，在一次郡内例行的士人集会宴饮前，当太守欧阳歙极力赞扬郡督邮繇延，并表明要“与众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时，郅恽却突然发难，谓繇延与“朋党构奸，罔上害人”，致使气氛骤然紧张，“不宴而罢”。结果郅恽称病不视事，繇延告退。但当时即有人预料，繇延不久必为欧阳歙召还。果然，数月之后，繇延即被召回，郅恽遂辞官而去〔20〕。从郅恽敢于在每年一次的群儒集会场合公开指斥繇延“朋党构奸”，欧阳歙、繇延均无言以对，及繇延不久即官复原职这些情况来看，在汝南郡府这一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内，有“朋党构奸”的繇延、欧阳歙一方，同时也存在针锋相对的郅恽一方。郡中士人欲仕进，必依附于某一方。因太守为一郡之最高长官，职无不总；功曹则负责推荐人才、议论赏罚，等同于朝廷的宰相。郅恽此举，显然不是一时的意气之争。汝南人应劭在《风俗通义》卷四评论此事，认为郅恽身为功曹，平日不言繇延之事，偏偏于“万人之中乃暴引之”，以至于汝南士风从此“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誉，末流论起于爱憎，而政在陪隶也”。所谓“论起于爱憎”，即品评人物取决于品评者的好恶而非客观事实，“政在陪隶”，则指范滂身为功曹实际行使太守职权。应劭将汝南士风“论起于爱憎”归于郅恽此举是否合适，暂且不论，通过郅恽斥繇延事，至少可以肯定，东汉初年汝南士人中已有较明显的分化。至东汉中后期，汝南许邵兄弟之月旦评，对于士人结党，无疑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邵与其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覆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21〕。许邵比较正直，其族兄许相以能谄事宦官而致位三公，“数遣请邵，邵恶其薄行，终不候之”，品评人物也比较偏激。谢承《后汉书》曰：“许邵仕郡为功曹，抗忠举义，进善黜恶，……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所吹草偃”。晋葛洪在《抱朴子·自序》中谓：“汉末弊俗，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这种无复定价、每月辄变及“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的品评人物方式，与郅恽以后“论起爱憎”的汝南士风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而在东汉中后期，不与宦官为伍的士人，即往往为舆论所推崇。汝南品评人物之风如此盛行，士人中也更容易营垒分明。汝南郡为官的楷模中，士人最推崇陈蕃、范滂。陈蕃与许邵同县（平舆县），《世说新语·德行》载：“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士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范滂为清诏使案察冀州饥荒时，亦“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22〕。汝南人谢甄品评许邵之兄许虔，即以陈蕃、范滂为比，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23〕。陈蕃、范滂在汝南有如此声誉，故陈蕃妻子去世后，归葬颍川，“乡人毕至”，这里的“乡人”，绝大多数还应是士人〔24〕。处士中，享誉最多的是黄宪。他屡辞征辟，表达的是对时政的不满，但又与名士频繁往来，说明他不能忘情于政。陈蕃常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大名士郭林宗游汝南，谓黄宪“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25〕。作为在朝与在野士人的不同代表，陈蕃、范滂、黄宪等人对汝南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汝南安城人周乘“天姿聪朗，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26〕。他曾为侍御史、公车司马令，“不畏强御，以是见怨于幸臣”〔27〕。后出为交州刺史，“上言愿为圣朝扫清一方，太守闻乘之威，即上疾乞骸，属县解印，四十余城”〔28〕。周乘的为人又转而得到了陈蕃的由衷赞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比如宝剑，则世之干将”〔29〕。汝南这批名士明显超然于一般汲汲于名利的俗士之上，他们互相标榜，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圈子。
    南阳为东汉的大郡，郡治“宛内大都，士之渊薮”〔30〕，士之交结之风亦盛。南阳人朱穆曾著《绝交论》以矫时弊，可反衬当时交游之盛。南阳安众人宗慈，屡辞征辟，后为修武令，因看不惯太守收受贿赂而弃官还乡，在南阳有很大影响，“南阳群士皆重其义行”。他未出仕时已是“宾客满门”，前已提及的岑晊慕名拜见，他以岑晊之父为贪官而拒绝会见。可见宗慈的满门宾客，均为其志同道合之人。但岑晊执意留门下数日，终于被宗慈赏识，带他去太学受业。岑晊遂广交名士，“郭林宗、朱公叔（朱穆）等皆为友，李膺、王畅称其有干国器”。有了这些声誉之后，岑晊才为成瑨所重用。宗慈的儿子宗承，也以不交非类而闻名。据《楚国先贤传》载：宗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曹操时尚年少，“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待宗承出来时“提手请交，承拒而不纳”。从宗氏父子所为，可见南阳士风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