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赞美“天下名士”的行为，使党议的浪潮更为高涨，士人与宦官的对立和斗争进一步激化。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是，汝南太守尹勋（“八顾”之一）曾大胆上书“解释范滂、袁忠（汝南人）等党议禁锢”〔43〕。这无疑是尹勋与汝南士人结合、试图为党人翻案的一个信号，也说明范滂等人并未安然田园。不久，桓帝死，灵帝立（公元167年），窦皇后临朝，窦武辅政，形势有了很大转机。陈蕃时为太傅录尚书事，遂即与窦武商定诛灭宦官。窦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征李膺、杜密、朱寓等列于朝廷”，“辟颍川陈实为属，共定计策”〔44〕，颍川、汝南名士成为窦武集团的主要骨干。不料事机泄露，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被迫自杀，陈蕃也同日遇难。此后，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曹节乘机奏捕前党，于是李膺、杜密、范滂、荀翌等一百余人再次被捕，均死于狱中，其门生故吏，亲属为官的皆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此次党锢给士大夫以致命一击，“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焉”〔45〕。沸沸扬扬的党议之风骤然静止了，但隐蔽的斗争仍在进行，其代表人物便是南阳人何颙、汝南人袁绍。
    何颙字伯求， 在党议过程中可谓南阳士人中仅次于朱穆的活跃人物。他比朱穆、李膺等人的年龄可能小一些，游学洛阳时，“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 ”第一次党锢时未见其活动，第二次党锢，“颙以与（陈）蕃、 （李）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可见在陈蕃、窦武谋诛宦官的过程中，他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之所以亡匿汝南，大概一是距南阳近，二是汝南有党人基础。而汝南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46〕。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子孙众多，在党议过程中也表现各异。袁闳看到党事将起，便“散发绝世”，潜身十八年。袁忠则与范滂为友，第一次党锢即入狱。袁绍又是一种“壮健好交结”类型的人物，他“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张邈，“八厨”之一）、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伍孚，汝南人）皆为奔走之友”〔47〕。这批“奔走之友”，救援党人不少。《后汉书·党锢列传》载：“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 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彧者，为求救援，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张潘《汉纪》也曰：“是时天下士大夫多遇党难，颙常岁再三私入洛阳， 为诸穷窘之士解释患祸”。何颙、袁绍所为， 在当时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 宦官吕强怕党人与张角合谋，建议解除党人禁锢，灵帝于是下诏大赦党人。然而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党人与宦官的斗争重新激化。陈蕃的儿子陈逸在冀州谋反事，便证实了这一点。
    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 陈逸在冀州听到术士襄揩“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待族灭矣”的话，非常高兴，便与南阳人许攸、冀州刺史王芬“连结豪杰”，欲等灵帝到冀州重游旧宅之机发动兵变，废灵帝而另立帝，借此铲除宦官集团。结果因灵帝冀州之行未成而作罢〔48〕。
    次年，灵帝去世，少帝刘辨即位，何太后临朝，外戚何进（南阳人）与太傅袁隗（袁绍叔父）辅政。一场新的谋诛宦官的活动立即又开始了。袁绍劝何进除掉宦官，双方一拍即合，何进“因复博征智谋之士庞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49〕。据考， 此次共用二十余人，见于史籍的有十三人，其中荀攸为荀淑之后（其祖父荀昙为广陵太守，因打击宦官而遭党锢），陈纪为陈实之子。岂料宦官又先下手，何进被杀。袁绍却不象李膺等束手就擒，他有兵权在手，遂率兵入宫，将宦官“无少长皆杀之”，宦官集团被一网打尽。
    公元190年，董卓入京，为拉拢人心，“追理陈蕃、 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50〕，以“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牧守”〔51〕，何颙也被重用。 党人彻底被平反，党议自此才真正宣告结束。但东汉王朝此时已分崩离析，党人子孙的复兴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已无济于事了。
    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在党人兴衰过程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自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三郡才有结党的条件。党锢之祸中，因“州郡承旨”，将本与党事无关的人也上报交差，致使青州所辖六郡，“其五有党”〔52〕。无论这些“党人”是真是假，处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下，共同的社会背景，共同的文化素养、伦理道德，铸就了一代士人的基本心态，痛恨宦官专权，赞誉正直之士的风气普遍存在的。也正是在如此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李膺、陈蕃等官吏与太学生才能一呼百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抨击宦官的政治风潮。然而，各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作为东汉文化最为发达、文人学士最为集中的三郡之地，它与党议的联系始终特别紧密。党人正是以三郡士人为骨干、为领袖而形成的。
    由此，我们联想到：东汉官僚士大夫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自后者存在之日即已开始，但党人这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何到桓灵时期才形成？这固然与桓帝时期宦官势力登峰造极，激起士人共愤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东汉后期门阀士族已基本形成，以三郡士人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深深植根于地方宗族、乡党、士林广泛而坚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政治气候。也正因为如此，此前朝中官僚士大夫反外戚、宦官的斗争，往往以士大夫的惨遭迫害而告终，而经桓灵时期两次党锢的重创后，士大夫仍能积聚力量，最终铲除了宦官集团。
    东汉中期反外戚、宦官斗争中，最著名的士人领袖是杨震、李固、杜乔。他们仗义直言，在朝中享有很高声誉。他们惨死，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震动〔53〕。然而却一直未能形成后来那种太学生请愿、朝野翕从的政治效应。究其根本，此期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仅限于朝中的某些官吏。李固曾奏免百余名不称职的官吏而被后者诬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54〕，此所谓“支党”，还是指朝中的少数人。他们与地方、与宗族的联系较少。杨震家族四世三公，尚业相继，李固、杜乔门单势孤，后代基本默默无闻〔55〕。他们的政治活动缺乏强有力的支撑，一旦受挫，其影响力也很快不复存在。正如水上浮萍，转瞬即逝。而三郡中以朱穆、李膺、陈蕃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则不然。他们本身既为经学世家、官僚世家，地方上的名门大族，各家族之间又交织着婚姻的关系（如荀彧之女为陈群之妻；李膺的姑母为钟皓之嫂， 妹妹又嫁与钟皓之侄；李膺与袁绍两家又联姻），世交的关系（如陈群“其所善，皆父党”〔56〕），门生故吏的关系（陈实与李膺、贾彪等的师生关系；李膺为青州刺史，陈蕃为青州所辖乐安太守〔57〕），太学学友的关系，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成了一个社会的网络，使这些名士的社会地位十分优越。功曹这一地方要职通常是由他们出任的（许劭、陈蕃均曾为功曹〔58〕），他们进可参与中央或地方的重要政事，退可操纵乡党舆论。无论是出仕得意或失意还乡，他们都可得到地方名门大姓的强有力支持与地方舆论的推崇。有此基础，在朝的陈蕃、李膺，地方的岑晊、范滂，太学的贾彪，朝野上下遥相呼应，才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中心。这种以地方名门、名士为基础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一经形成，其声势、影响、作用便远非此前在朝中孤军奋战的李固、杜乔等人所能比拟。第一次党锢范滂被赦返乡时的盛大欢迎场面，第二次党锢后血风腥雨中，何颙、袁绍仍冒死援救党人， 都说明了三郡士人基础的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