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援华物资被截看中英关系 抗战开始后,中国对外援之依赖加重,但自中美物资租借法案成立以来,中国所得的物资仍为有限,增加对华援助已刻不容缓。1941 年8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军政部商议,要求6 万美金用以加强抗日武装,其中20,000美金用于购买飞机,17,600美金用于购军械,7,600美金用于购运输工具,其余为购买其它物资。 (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出处(一)第463页。)同年9月24日,蒋介石为应付华中战场的需要,再次向美国申请武器援助。美国陆军部第一次同意了中国的请求。12月22日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将美陆军部所拨援华武器交土尔沙(S.S.Tulsa )货轮起运来华。计有75厘米迫击炮48门、汤普生半自动步枪1万枝、 白朗宁自动步枪500枝、0.5厘米机关枪100挺、搜索车 35辆以及一部分弹药。 (注: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书局印行, 台北1978年版,第236页。) 当土尔沙货轮抵达仰光后,英国驻缅甸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将该轮所载援华物资全部截留,据为己有。英方的行为遭到了中方的抗议,但是,英方对中方的抗议视若无睹,而且又肆无忌惮地截留了另外两艘装载援华租借物资的货轮,使中国政府抗战物资输入遭到了严重的阻扰。 土尔沙货轮事件再次导致了中英关系的僵化。中方认为,英国截留援华物资是一种极不友好的行为,并提出在仰光所有的租借物资应归还美国,所有中方驻仰光的军事人员一律回国,停止中英合作。 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中英的关系才出现了转机。一方面,罗斯福承认,在租借计划下,指定给予中国的物资,未事先与中国政府会商而转予他国,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罗斯福保证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对中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注:U.S.F.R.The Scretary ofStateto the Ambassader in China(Gauss)Washington Vol.v.PP.772 -773.)另一方面, 在宋子文受命向正在华府访问的邱吉尔首相转达蒋介石的抗议后,邱吉尔指示外交部向中、美两政府进行解释,而且要求缅甸当局马上归还一切截留的援华租借物资。(注:PREn 3 90/2Minute Sheet,Jan 10,1942.) 那么,究竟缅甸总督为何截留援华物资呢? 英方解释为,急于借用在仰光的援华租借物资以补充英军在缅甸的军备不足。这种解释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据当时美国一位货运专家丹尼尔·阿因斯坦的说法,可以说明缅甸总督的作法是别有意图的。 “当我抵达仰光,我见到货物堆积如山,但毫无搬动迹象。其原因为,缅甸当局曾对通过滇缅路运往中国的所有货物课税。我很生气,立即去见缅甸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并且告诉他说,如果有人要求,美国人民会给7千万美元而毫无难色,然而, 如果有人用欺骗方式向他们取走一毛钱,他们会觉得非常心疼,我现在就非常心疼。”(注:Robert E.Sherwood,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vry L.Hipkins,Egre &Spottiswoode,Lonolon,1941,PP.289-290。) 笔者以为,英方擅自截留援华物资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英国藐视中国,邱吉尔本人对美国提供给中国巨额贷款以及租借计划都看成是过高估计中国的军事力量,而将英国提供给中国的即使一小笔贷款都“视为不符合他的经济利益。”(注:J.R.M.Butler,Grand StrategyVol Ⅲ HMSo,London 1957 P.411.)换言之, 英国给予中国的与他本身所得的不相称。邱吉尔对中国的鄙视在他的回忆录中表达得一览无遗:“我告诉罗斯福总统,我是多么觉得,美国民意高估中国对整个战争的贡献。……当然我经常对中国人有帮助,且有礼貌……但却不必期待我采取我所认为完全不实的价值标准。”(注: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Hinge of Fate,Cassell & Co.London1951,P.119.)邱吉尔的态度还反映在他致艾登的信中:“至于中国,我无法预见重庆政府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注: W. Averell Harriman &ElieAbel, SpecialEnvoytoChurchill & Stalin 1941-1946 Random Home N.Y 1975.P.236.) 其二,英国人的妒嫉心理。英国人一向以大英帝国自居,而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依靠远多于英国,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也体现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雄厚实力,这使英国人有了“今不如昔”的感觉,这种感觉使英国人对美国奈何不得,转而想以欺负中国来体现自我价值。缅甸总督的一番话恰好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态:“中国人,以往有段很长时间视我们所有无敌,现在,在他们眼中,视我们为某种轻视之物……中国军纪与战法与我们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准,如同可预见一般,非常低,且节俭。”(注:Beamish PaPers,Notes for the weekending July 17,1942,Archives Centre,Churchill College,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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