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像西欧一样，也经历了城邦制的历史阶段。当然，在本质相同的前提之下，中西城邦制又具有许多重大特征上的差异①。本文仅就城邦同盟之间的关系谈点自己的思考，以求教大方。
    （一）
    历史上的古代城邦时期，无论中西，各城邦都是独立的，但不是孤立的。这就存在一个城邦联盟问题。然而各个城邦的联盟，中国与西欧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国的城邦联盟自西周始，就十分清晰且很具特色。司马迁编写的《十二诸侯年表》，已画出了城邦联盟的轮廓。当时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12个城邦国（后来又有郑、吴两国），从西周到春秋，它们都属周天下同盟。事实上，属周天下同盟的城邦还有很多。在这个同盟中，周无疑是“天下共主”。周天子制约各城邦国的政治，并通过周礼制定尊卑等级、城邑规模制度等级②，还规定了朝贡制度。不过，周在同盟中的地位有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
    在早期，是王道时期。周王既是名份上的盟主--天子，又是实际上的盟主。号令各国无不响应。当然，他这种号令和权威又是建立在与其他盟邦的对等关系和联姻关系上的。他首先得尊重各城邦的独立，不能干涉其内政。周天子如若不自重，恃强干涉加盟城邦内政，自会引起“诸侯多叛王命”③的后果。周宣王干涉鲁国君位，继而引起周鲁交兵和各邦不满就是一例。
    到后期，是霸道时期。周王仅是名义上的天子了。平王东迁之后，周邦势衰，王权削弱，整个同盟形势发生了变化。邦与邦之间的矛盾、争执，周天子无力处理，盟主地位名存实亡，霸者代兴。霸主不是天子，但却行使天子职权，左右各邦，成为事实上的盟主。这时周王徒有宗教上的权力，只是“天命未改”而已。反过来说，霸主虽号令各邦，威风凛凛，成为事实上的盟主，但对周“天命未改”的名份却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任何一个称霸为盟主者，都还须“受命于王”，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如首开霸业的齐恒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仅是“以力假仁”④，还须由周天子在形式上赐胙，在宗教上、血缘传统上予以承认。也就是说，霸者拥有远远超过周天子的政治、军事之权，才能号令盟邦，但始终没得到周天子的宗教王权。而宗教在中国先民社会生活中是占极重地位的。所以，周天子虽然势衰，但他的名份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还是很有份量的。如晋文公称霸后，势力膨胀，甚至干涉周王室内部大小事务。但在王子朝之乱的关键时刻，尽管居霸主地位的晋曾鼠首两端，最后还是惧于传统，不敢贸然揣开“受命于天”的周王。
    可以说，中国古代城邦联盟，经历了王道、王霸两个时期。无论在哪个时期，周天子总是中心--实际上的或名份上的中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不可动摇的天命中心，故中国的城邦同盟相对持久得多。对后世统一帝国形成的影响也十分深刻。
    西欧的城邦联盟，相对中国来说要松散、多变一些。它们之间没有王权意义上的共主，城邦间的独立性也更强些，没有政治官僚机构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没有统一的礼法规定和城市大小、城墙厚薄的法律限制。独立性、自由性在城邦自身发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其城邦联盟关系可以概括为多元性、利害性和暂时性几个特点。而且其民主因素浓厚些。
    以希腊为例，这里不仅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受命于天的天子，反而因政治制度不同而形成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两大政治派别。加上其它经济原因，就使希腊城邦同盟呈现出多元性。最著名的有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各加盟邦因关系复杂也变化万千。退盟、叛离是很经常的事。如麦加拉就在这两个同盟间叛来叛去⑤。由于这些城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上的约束，心目中没有受命于天的天子，所以，他们的同盟纯粹是由利害关系暂时结合起来的。顾准先生说过：希腊本土的“同盟运动从来就都是局部的”⑥，也是暂时的。如公元前480年，反对波斯入侵的需要促成了希腊反波斯同盟。斯巴达是盟主。两年后，提洛同盟取而代之，雅典成了盟主。提洛同盟最繁荣时有加盟城邦及小共同体达300个⑦。但希波战争结束后，同盟也就瓦解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相对说来，其存在时间在希腊算是长的了。这个同盟性质比较单一，是斯巴达通过一系列武力威胁和战争才建立起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的霸权达到顶峰，但很快失去控制。到公元前4世纪初就瓦解了。接着是底比斯于公元前370年建立起同盟。雅典也在公元前378年组织第二次海上同盟，入盟的有70多个城邦。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仅20多年，这两个同盟就相继烟消云散了。到公元前337年，马其顿在希腊建立“永久同盟”，想将城邦导入帝国的轨道，但这个联盟更是个没有共同经济基础的军事联合体。不出30年，这个同盟就随着帝国的瓦解失去了权威。就在这个同盟建立不久，在希腊西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还建立起两个反马其顿的同盟。即埃陀利亚联盟和阿卡亚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