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
    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1]（p16）。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
    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不能群乎哉？……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天下群则犹未也。”[2]（p4）这里，梁启超思想不仅开始暗含了将中国人整合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且明显地分辨出“国群”与“天下群”，表现出其传统“天下主义”思想开始松动，但其对“国群”的认同并不强烈，而把这种朦胧的“国”的概念仅看成是向大同世界过渡的一个中介，他接着说：“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2]（p4）同样的观念也可以从其当年发表的有关春秋公羊之义中看出来，“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2]（p48）这仍是一种典型的天下观。
    但是《说群》这篇文章明显地浸透着一些达尔文式的概念，将“群”看成社会政治有机体，与同期的康有为、谭嗣同相比，梁启超思想中明显地疏远了“仁”的道德理想。带着“群”的思想，梁启超开始向早期的民族共同体思想迈进，这在他对国家如何建立中得到反映：“敢问国，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农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2]（p64）
    百日维新后，与外界的接触，使梁启超天下主义的余烬渐趋熄灭，国群观念逐渐凸显。1899年，其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末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3]（p66）
    这时梁启超把天下群积极推进到“国家群”，并批评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意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4]（p23）。随着国群意识体认的强化，他明确地认为中国人爱国心不发达，乃在于天下主义的阻挠，疾呼除去中国人的天下观，确立以国家对国家的办法--“今日救中国别无他术焉，亦先建一民族国家而已。”[5]（p35）他一方面批判旧的国家观：“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6]（p21）明确地把朝廷与国家区分开来：“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6]（p16）另一方面，梁启超明确区分出部民和国民：“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6]（p6）之后， 梁启超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6]（p16）这样，国家“群”在四个对照中其位置自然明确起来，这就是指中国人必须有近代国家的自觉，以这种国家思想为引导，而认同于国群，可以说这是中国人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也是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中的一次革命性的转变。
    1903年，梁启超旅美，思想振动很大，深刻体会到加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性。此时，他深受日尔曼国家主义者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国群”的自觉，变成了一位明确的国家主义者，他强调“国家理性”的至高性和权威性。从上可以看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过程，也是从一个天下主义者到国家主义者的过程。
    2.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与传统的“天下主义”纠缠一起的是矛盾重重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当天下主义退潮，而民族国家符号系统还远末确立之时，梁启超唯有诉诸人种论。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泛黄种人主义”：“种战之大例，自有生以来至于今日，日益以剧……，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相驱驰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虽然，黄种之人，支那人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种必自支那始。”[7]（p83）从理论上分析，这里的“华夏”内涵已扩展为黄种人，“夷”的内涵已变为西方，但整体上仍未摆脱“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这种合种思想，仍是公羊学的遗存，其基调仍是天下主义的残余。
    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危机加剧，梁启超在国群意识的萌动下，要求中国人“合群”，就最敏感的满汉问题，他主张从国家整合出发，满汉宜合不宜分。他说：“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有于满洲？”[4]（p36）为加强其论点，梁启超又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加以疏解，他认为：“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8]（p7）可以说，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自觉。 但这种自觉又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种族主义的纠缠，他时时流露出排满的偏见，如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提到“以晚明政治之腐败，达于极点！其结局至举数千年之禹域，鱼烂以奉诸他族，创巨痛深，自古所未尝有也。”[9]（p84）传统的夷夏观仍十分顽固。
    1902年，梁与康有为通信，解释其排满思想的理由：“至于民主扑满保教等义，其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肝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相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相宜之主义。”[10]（p286）这一时期，梁启超与革命派联系密切，受革命排满思想影响较重，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1903年，梁游美，进一步发展以前“国群”思想，深受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强调国家理性至上，认为中国要达到一个统一有力的秩序而求生存，中国境内各民族必须统合起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11]（p76）因此， 他提出了他的的大民族主义主张：“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1]（p75-76）鲜明地体现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
    在这种大民族主义指导下，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中，明确地反对排满，“吾党认中国自有史以来，未尝亡国。谓爱新觉罗氏之代朱氏，乃易姓而非亡国，其根据之理论不一。而满洲人在明时实为中国臣民。……以中国臣民而篡中国前代君主之位，此历史上所数见不鲜者，而亡国问题，安自发生耶？”[12]（p56-59）他进一步主张说：“但以严格论之，满洲与我确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此吾所主张也。”其理由是：“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合民族之资格者也。”[13]（p31）梁启超此时最关心乃是“国家至上”，深恐排满会流于复仇主义，他指出：“吾又见夫不必持复仇主义，而国民最高之目的，固非不能达也，吾又见乎苟持复仇主义，充之至于尽，则应仇者不止一满洲也。故吾谓复仇主义其可以已，而其爱国者，允宜节制感情，共向一最高之目的以进行也。”[13]（P43）这一最高目的使是建一民族国家，梁在这里对共同体的体认已完全确立。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始于天下主义的松动，成于国家至上观念的确立，与之相伴的是民族思想的变迁，由种战而引发的“泛黄种人主义”到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确认，经由一个反复的过程，尤其在“排满”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最后民族共同体的体认乃指归到国家理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