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额、逃兵、壮丁
    抗战时期国军的伤亡人数，除虚报战绩外，还另有隐情。
    首先是部队的缺额。所谓“缺额”，是指军队编制人数与实际人数之间的差额。有关国军部队缺额的情形，相关日记中有大量记载，兹引徐永昌日记数则：
    1939年11月9日：
    午前开最高幕僚会议，何敬之报告，国军编额达四百八十万，其中六十万为非正规军游击队，又缺额常约二十万，所以兵额常保持有四百万数字云云。(28)
    1940年6月12日：
    白健生因今日所有各师皆缺额三千上下，全国缺额达七十万，建议师与师归并，以充实小单位云云。(29)
    1940年8月12日：
    午后会报，陈辞修新由巴东归，报告如下：……抗战情绪很低，每师最少缺三千额。(30)
    1940年8月23日：
    午后会报，辞修报告：该战区(第六战区——引者注)十二个军缺额达十万名，另需输卒八万名。(31)
    1942年4月27日：
    第三战区曾报告，每师平均缺额三千以上。(32)
    1943年9月7日：
    第三战区电话，现在每师平均仅五千人。(33)
    何应钦与白崇禧的数据均是对国军缺额的总估算，而两人的数据相差甚大，而以1939—1940年之间的战况观察，数据差的形成，显然不是一年间战争所导致的变化，应是何应钦估算过低所致。因为有更多的史料可印证白崇禧的估算，即各师缺额3000上下更具普遍性。查1940年1月丁治磐日记，他所统领的陆军第四十一师，全师编制13427，实有官兵9741，缺额3686。(34)1942年12月，他所统领的第二十六军，全军编制39803，实有官兵25676，缺额12124。(35)无论军、师，缺额率一般为30％—40％。到抗战后期，有些部队缺额率高达50％—80％。如1944年11月，白崇禧报告广西军队“缺员太甚，号为一军，人数不及一师”。(36)另据同期徐永昌日记：“有某集团军所辖二军，计四师，照编制应约有五万人，据报缺额至三、四万。”(37)
    缺额的直接后果，首先是战斗力的减弱。丁治磐即认为：“中国军之不堪一战，即以编制上兵员过少之故。”(38)何成濬亦断言“抗战失败的大原因即在此”。(39)缺额固然使部队战斗力减退，而统兵官往往并不急于补充兵员。对统兵官来说，缺额的好处是可以“吃空额”。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国军将领“吃空额”的情形：兵额永远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永远要十成。(40)抗战初期，国军“吃空额”的情况尚不严重，至抗战第三年起，才日形猖獗。抗战后期，军饷受通货膨胀影响，“吃空额”现象也随之加剧。有关统兵官“吃空额”的史料甚多，兹引述数则：
    王世杰日记1941年8月8日：
    武汉大学学生王道胜新自晋南返渝。据云整军工作为目前急要之图。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中将师长之薪饷及公费约六百元，薪饷仅二百四十元)，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41)
    何成濬日记1944年8月17日：
    (陈)乐三云，其弟在涪陵某师管区任下级官，昨回渝言，师管区司令、团长、营长、连长无一不吃空额，司令所吃之数目特多，团长次之，营长、连长又次之，实有兵数不及所领薪饷之一半，已成为定例。上级机关往往派员点查，从未闻有以空额获罪者，不悉何故。(42)
    何成濬日记1944年11月28日：
    独立工兵第二团团长干戢来寓，……谈滇中情形，颇以带兵为畏，盖做生意、吃空额已成普遍习惯，排长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与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与同流合污，则作事处处受其牵掣，拟见委座后，即辞去此职云云。(43)
    当然，也有个别将领声称“空额”所得，用于弥补部队其他方面的亏空。如张发奎晚年回忆时称：“我的下属部队都是缺额的，但我们都申报满额并且收到足额的军饷。然而多余的军饷并未落入我个人腰包，是存进四战区后勤部门的账户。”(44)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层级的军官都有“吃空额”的机会，因为有的高级指挥官让所属各级团长、营长、连长“利益均沾”，也有的独享“空额”而不给下属各级有分润的机会。张发奎回忆录中还提到，军、师级单位上报长官部的兵力数字比实有人数少，因为他们害怕再被指派担负艰难的任务，而他们上报中央则是多报多领饷。(45)
    一般而言，战时军队很难持续保持“满额”状态，因为一场战役或战斗下来，难免有伤亡，而兵员的补充则有一个时间差。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国军的“缺额”，并不全是战争伤亡造成的。每一次战役，除了伤亡，还有大量士兵逃亡和失踪。在通常情况下，前方将领的作战报告中只有“伤亡”人数，没有“逃亡”人数。他们一般将逃亡人数算作伤亡人数(46)，让人以为部队减员均为伤亡所致，其实国军士兵逃亡的比例非常惊人。兹引徐永昌日记三则：
    1938年10月30日：
    张轸之参谋长云，百一十师原有战斗兵六千，经战后，伤亡八九百，逃散约三千，现只剩两千人(该师为中等师，可以以此概其余矣)(47)
    1941年11月23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参加作战者有三十五个师，及其他之数个团，阵亡官兵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负伤官兵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六，失踪士兵一万○三百○三。(48)
    1944年7月27日：
    由我远征军怒江西岸攻势作战敌我兵力研究，……敌我之损失约为一比三、四也，但我损失之数三分一以上在逃。(49)
    由是观之，士兵逃亡人数，与伤亡人数相比，少者约1/3，多者竟是伤亡人数的3倍以上。
    另据丁治磐日记，他所统领的陆军第四十一师，1939年一年间，逃兵统计达4500余人。(50)该师当时实有士兵约9000人，意味着士兵逃亡率高达50％(因不断有逃跑，不断有补充，其速亡率很难精确计算)。又据记载，该师自1937年冬参加抗战，迄1939年冬两年间，共战伤2853(官220，兵2633)，阵亡1755(官101，兵1654)。(51)以此观之，两年间的伤亡数，大致与一年间的逃兵数相当。丁治磐坦承，“军队需要壮丁补充之多，并非战伤战死，乃为逃亡及兵役机关所交之老弱太多，不得不加以淘汰，故军队之缺额实生于逃亡与淘汰。此责任应由办兵役者完全负担也”。(52)
    据张发奎回忆，逃兵现象早已存在，抗战时期“开小差”的比抗战以前还少一点。(53)其次，“开小差”的主要是士兵，但也不限于士兵；每次打了败仗后，都会有勇敢的军官留下来，胆小者离开。(54)军官“开小差”一般是跳槽；而士兵“开小差”有的是为了携械潜逃，变卖获利；有的是职业性壮丁，回去后再卖；更多的当然是逃避兵役。(55)对下级军官来说，防止逃兵是他们重要的职责，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据丁治磐描述：“下级军官及班长常扃门伺守，俨然阍者以防逃，又常使士兵相叠而卧，以使一人之起可警其余，虽在暑日亦如此者，其防逃之苦，可谓尽矣，然仍不能免于逃。”(56)
    1939年11月，何应钦在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前方后方总计开小差的，一月有13万之多。(57)后方“开小差”应指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相关史料显示，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更为惊人。国民政府官方战后发布的资料，抗战八年总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除征拉过程中的折损，实际送达前方部队者有1200万人。(58)这意味着90％以上的壮丁送到了战场，中途折损不到10％。
    然而，来自非官方的数据与之出入非常大。1941年7月，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路线为昆明—贵阳—桂林—衡阳—桂林—湘西镇远—贵阳—重庆，据称这一线路是壮丁必经之道，考察结果令他心悸神伤，终生难忘。事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蒋介石。据蒋梦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他在考察报告的最后写道：“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