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诺：既然他是全权代表，李鸿章当然是为政府作保证，不过，并非没有反复的……
    （原注：福禄诺修改之前，委员写下的笔录是这样的：“李鸿章只能为他个人保证他本人”。）
    总理：李鸿章接受你的照会这一事实使他受到了约束，因为他是全权代表，而且，他是可以拒绝的。
    福禄诺：在进行这些活动之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动身了，而并不操心他会给什么样的答复，其原因就在于不会给我任何答复。（注：法国海军部档案：N°3228 Chambre des Députés,ANNEXE N°14,BB-4 1954,pp.63～87.）
    以上对话可以清楚说明：（1）法国所谓的“补充性条款”就是福禄诺于5月17日交给李鸿章的一纸照会，用以解释法国政府关于天津简明条约的理解。（2）单方面声明不能构成协议，法方签约人福禄诺本人也承认他仅仅提交一份照会，而并非签定协约。（3）外交上，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提交照会，须得对方复照，才能了解该国收到照会及对来照的态度和观点，才算手续完备。事实上，清政府只到在罗丰禄公布照会原件才知道该文件的存在。（4）李鸿章作为中国全权大臣，接收法方照会，自然保留在适当时候将照会呈交政府的权利。（5）尽管福禄诺不承认自删照会，但即使按照他的说法，李鸿章允诺他的要求，并保证执行，仍需朝廷批准，李的保证只能约束李一人，不能约束总理衙门，更约束不了中国政府。因此可得出结论，所谓“补充性条款”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对中国政府也不具有约束力。
    听证会上，福禄诺多次肯定李鸿章答应他提出的6月6日和6月26日两个期限，否认自删照会，为自己开脱。克里蒙梭质问道：“你的电报对照会的条款写得有些走样”，他只好搪塞说：“在给李鸿章的照会中，我没有对所有问题做出决定”，“我给米乐将军的电报也不是这照会的复本，而是为了激发总督热情，提高其警觉，同时为恫吓主战派而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向总督发出通知的译文”（注：法国海军部档案：N°3228 Chambre des Députés,ANNEXE N°14,BB-4 1954,pp.63～87.），其狼狈不堪的窘相可以想见。议员进一步追问，撤兵期限如此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不合，福禄诺再也无法自圆其说，狡辩说照会早已拟定，讨论时为便于李鸿章换算历法提出20天和40天的整数，并达成口头协议，李鸿章同意将协议发给米乐，便使协议具有约束力（注：法国海军部档案：N°3228 Chambre des Députés,ANNEXE N°14,BB-4 1954,pp.63～87.）。李鸿章既然让他勾删了7月1日的期限，又怎么会答应6月26日这个对自己更为不利的限期呢？（即使照会没有删改）假如李鸿章完全应允福禄诺的照会，双方又何必订立口头协议呢？福禄诺的辩解不驳自倒。为推卸责任，福禄诺告诉议会，5月17日以后，他把谈判的重任转交给了利士比将军，似乎法国海军部长曾有一封给利士比的信函（注：法国海军部档案：N°3228 Chambre des Députés,ANNEXE N°15,BB-4 1954,pp.87～89.），委托他继续关注谈判，而利士比仅做了一次“礼节性”的访问。不管法国军政内部如何互相推诿，中国没有接受撤兵期限，谅山冲突法国责无可遁。
    （四）资料证明法国当局有故意挑起冲突的重大嫌疑
    米乐在议会所作的关于北黎冲突的证词，将责任推给了杜森尼。当杜氏得知军事法庭可能对他进行审判时，便于1884年12月19日致函陆军部长（不久转寄给海军部长）为自己辩护，从而揭示冲突爆发实另有原因。原来杜森尼出发前得到米乐的口头命令：“必须立即占领谅山，这是政府的期望。你要尽快不惜任何代价赶往那里”（注：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7,pp.482～486.），远征军参谋长可作证此事。杜氏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军的，没有向导，唯一的文书不懂中文。他每天用电报或信件向米乐报告行军途中遇到的一切事情，6月16日侦察部队受到两次袭击，杜森尼将此事详细上报，确信从这一天起米乐将军应该知道前往谅山并不是一般军事行动（注：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7,pp.482～486.）。6月21日米乐电催纵队快速抵达谅山。6月22日法军两次和武装的中国士兵遭遇，晚7时30分杜森尼将情况报告米乐：“将于明日过江，并迅速向谅山推进。全副武装的中国人在当地出没无常”（注：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7,pp.482～486.），半夜他收到将军回电：“……了解遇到巨大困难，对全军将士克服困难的卓绝努力表示赞赏……我相信你会干得很出色”（注：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7,pp.482～486.）。第二天于中国军方代表会见后，杜森尼陷于一种抉择，如果后退，他是得不到“宽恕的”；如果继续前进，势必和中方发生冲突。权衡之后，杜氏只好下令进军，尽管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杜森尼的汇报说明法国东京远征军司令米乐非常清楚法军马上将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却以政府名义令指挥官前进。北黎冲突可能是法国当局蓄意制造的，杜森尼仅仅是奉命行事，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因此，他在信函中抱怨茹费理不替他辩护，要求改变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委以重职，并奖励谅山纵队的士兵（注：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7,pp.482～486.）。此外福禄诺6月29日致外交部的一份电报明确说明法国政府毫无理由地废除天津简明条约需要米乐的信任，并应通知他注意舆论的动向，以防给法国的敌人提供口实（注：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7,pp.482～486.）。
    综上所述，北黎冲突是中法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法方为勒索赔款一手制造的侵略借口，其责任完全在法国方面。它标志着法国对华外交的重大转变，此前法国当局致力于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此后则将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法国故意挑起冲突，却把责任强加给中国，企图向清政府勒索赔款、索取质押，为此不惜将战火扩大到中国沿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和清政府同仇敌忾，奋勇抗击最终迫使法国接受基本维持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的战争结局，从而使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