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新政
    黄遵宪在日本的文化活动并非单向输出，实际上，从双方的交流中，黄氏获益更多。《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的成书，即为明证。二书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于黄离日时所作与日本友人告别诗已吐露无遗。所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注：《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其三，钱仲联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四，第3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二语足以概括黄遵宪居日时期的著述成就。
    照黄遵宪本人的说法，其开始写作《日本国志》是在来日两年后：“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虽“朝夕编辑”，到赴美就任时，仍是“甫创稿本”。在美公务繁忙，“无暇卒业”。直到1885年自美归国后，方能“闭门发箧，重事编纂”；又费时近两年，至1887年，才最终成书（注：《日本国志叙》，《日本国志》。）。1890年，《日本国志》在广州开始刊刻，正式见书却已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注：《日本国志》广州富文斋刊本卷首有薛福成序，乃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三月撰于巴黎使馆，以此知刻成当在本年或稍后。）。此书虽以“国志”命名，却意在“药今病”，因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偏重于叙述“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情形，“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日本国志》。）。而其迟迟面世，未能于甲午战前发生效应，又使得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深为惋惜，而“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至今日也”（注：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也因此成为维新派进行戊戌变法以求强国的最重要的教科书。
    相对而言，《日本杂事诗》的出版则是占据先机，流布甚广。此书本为《日本国志》的副产品，黄遵宪自言，其“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k3k401.jpg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注：《日本杂事诗自序》，《日本杂事诗广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该编1879的春完稿，当年孟冬，即由京师同文馆付刊。第二年，王韬据其自日本携回的稿本排印的活字版本也在香港发行，二者于南北两地相差不足二三月先后问世。此后，国内及日本屡有翻刻。1890年，黄遵宪在伦敦使馆对此作大加修改，诗篇数从154首增至200首。这个被称为“定稿”的本子，直到1898年春才在长沙刊印，而此本已为《日本杂事诗》的第九个版本（注：参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后记》，《日本杂事诗广注》。）。
    《日本杂事诗》初次成稿时，黄遵宪来日不过一年有半。无怪乎石川英会惊叹：“公度来日本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注：《日本杂事诗跋》。）此书写成时，《日本国志》的著作体例已大体确定，并有部分草稿，因此，诗注中屡见“别详《××志》”一类的说法。不过，也正因黄氏居留东京时日方浅，其对日本社会的体验远没有8 年后成书的《日本国志》成熟。这也是此书在初版本行世11年后，又作重大修订的根本原因。而探究其间的影响关系，则不能不涉及日本汉学家的态度。
    应该承认，明治以后，日本的汉学受到洋学的极大冲击，汉学家也被视为守旧力量，不再享有昔日的崇高声望。与黄遵宪一同为《明治名家诗选》作序的川田刚，曾经这样说明汉诗作者与维新后的社会之间的反差：
    废封建，罢世官，改正朔，易服色，自礼乐兵刑，以迄饮食居处日用什器之微，耳目所触，无物不新。盖神祖创业以还，二千五百余载，至明治别开一天地矣。而独所谓诗人者，犹祖三唐，宗两宋，其体则古风律绝，其句则五言七言，其声则平上去入，依然守旧，莫之或革。
    汉诗精致的体裁、格律所拥有的独特魅力，足以使作者沉湎其中不能自拔，这也是对汉学家多偏于守旧的一个合理解释。《明治名家诗选》的编者城井国纲的老师村上刚，更明确表示了对以旧体诗写新事物的不满：“然近日作者投时好，如气球、电机、轮船铁路，争入题咏，奇巧日加，忠厚日亡。”（注：川田刚：《明治名家诗选序》，《明治名家诗选》，（东京）清樾书屋，1880年。）此种心态在汉学界中并不少见，因而，对变革日新的社会持保守甚至抵触的态度，也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此外，与黄遵宪等人交往密切的日本汉学者，多半已退出官场，或所居为清闲之职。如源辉声、石川英均自称是在“解组”、“致仕”后与清人结交。前者并作出如下总结：“京畿之商贾，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趋利辈，宜交西洋人；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注：《芝山一笑后序》。）而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位，也使其容易对当局热中推行的新政冷眼旁观或时加讥讽。
    黄遵宪初到日本，即处于这批汉学家的包围中，对明治新政的看法，遂不自觉地受其影响。日后在伦敦追述“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的缘故时，黄氏也自承：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
    难能可贵的是，黄遵宪不仅知过能改，对《日本杂事诗》“点窜增损，时有改正”，而且痛加忏悔，以警醒世人：
    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