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引“公法家”之言，“凡民间所办之事，即他人入室，例不得夺其权”，而肯定“历常变而不败者，又舍是莫由”（注：《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湘报》，第25号，1898年4月4日。）。即是说，保卫局乃是以绅权（即黄所说“民权”）为根本，实际承担了地方自治的功能。其要义在于，以保卫局为全部行政体系的基本单位，使其所握有的权力高于地方官。绅权（民权）发达，则地方行政便不再受历任长官的制约，此之谓“地方自治”。
    这也是黄遵宪考察日本及欧美各国政治后，更推进一步得出的结论。他对自己修正先进国家警察制度的发明十分得意，明告于梁启超曰：
    仆以为警察善政不归于乡官区长之手，而归于行政官，此亦泰西文明美犹有憾之证也。仆以为，以民卫民，以民保民，此局昉之于中国，他日大同之盛，太平之治，必且推行于东西各国也。
    而从赞赏日本的警视局开始，到发现其中的白璧微瑕，思有以补偏救弊，期望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黄遵宪思想演变的疾速、思虑的深入以及志向的高远，在当年确可谓独步一时。而其削官权以争民权（绅权）、实行地方自治的深心，在戊戌以前的专制政体下，必然会被视为心怀异志的叛逆行为。因而，在谭嗣同一语说穿之后，黄氏曾“为之一惊，恐此说明而挠阻之者多耳”。并且，直到黄去世后，清朝未被推翻前，梁启超仍不敢明白道出其间真意，致使黄遵宪“或者东西大国采而行之，仆虽死亦必瞑目矣”（注：《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8辑，第384-385页。）的想望，迟迟不能为世人所知。 但此一事例倒能真正见出，黄遵宪从明治新政出发，最终达到了怎样的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