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发生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与民族的觉醒，中西文化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交汇融合，传统社会由此逐步走向解体。在古代与近代社会交替之际，多种社会思潮集结性地涌现，激荡起伏，诸说杂陈，争持消涨，近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也在此期间涌上了巅峰。其中，在19世纪末兴起的戊戌思潮，以传播资产阶级学说，抨击封建专制，探索救国真理为标志，以冲击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为基本流向，与19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形成的爱国进步思潮汇合在一起，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主潮流。
    一
    戊戌思潮是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而来的。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经济衰败，政治腐朽，统治阶级面临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现实威胁。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贺长龄等一批地主阶级有识之士为代表的经世派，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否定并批判了理学脱离实际的弊病。他们关心民瘼，面向实际，重视经济，务实求是。在思想上主张“经世致用”，政治上主张改革时政，除弊兴利。魏源是继承和发展儒家经世思想的突出代表。他关心国计民生，提出统治阶级要巩固其统治，就必须重视经济与生产，“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他反对“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可，国计边防之不问”。他指出，官吏不重视生产，不重视发展经济，则“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顾炎武认为，理学“内释而外吾儒之学”，偏离了孔孟之道，主张“务本原之学”。王夫之也提出：“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返之实”。龚自珍公开向儒学独尊提出挑战，但是，他不反对读经，而是反对“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注：龚自珍：《对策》。）。研究经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这是经世派当时的基本治学态度。林则徐曾经致力于研究经史，后来又开始研究“夷务”，他“崇实行而不事虚名”，反映了他的求实作风。清初进步思想家倡导“经世致用”，提出学术要面向现实，探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实学，以求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龚自珍把《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作为他变法的理论依据。其变革的主张，虽然没能超出维护封建统治的范围，但他的变革思想在清初思想界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启超后来评价龚自珍说：“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梭……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正是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为改变社会现状，救亡图存，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摒弃了他们的历史循环论主张和“器变道不变”的变易观，通过继承和改造，使今文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梁启超说：“数维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七。）
    19世纪60-80年代产生的早期维新思想是戊戌思潮的又一重要思想渊源。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契机，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渐加深。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使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维护统治，一部分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派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建教条，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不能改变，接受西学只限于对西方器械、技艺的学习，他们只想用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装备清朝统治的旧机器，凡事“皆务其增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注：严复：《上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丛刊）第二册，第319页。 ）早期维新思想家还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批判思想，对清朝统治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他们认为，要“求富”、“自强”，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郑观应指出：中国只学习西方的船炮技艺，是“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注：郑观应：《南游日记》，第67页。）他认为“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议院始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卷一，第9页。）早期维新派还提出了许多变官制， 更律例，变科举，兴学政等改革弊政的措施。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幼弱，资产阶级刚刚诞生，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刻。他们当时有关维新变法的思想言论多是因事感而发，并未形成思想体系。他们虽然提出了政治上“君民共主”和经济上“以商为本”，表达了要求参加国家政权管理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意识与愿望，但并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维新变法理论。后来的戊戌思想家接受并继承了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戊戌思想体系。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附卷中，早期维新派的著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可以说明这些书籍作为启蒙读物在戊戌人物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和传播是戊戌思潮的又一思想源泉。纵观近代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潮都受到了西方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西方传教士成批涌入中国，他们在充当帝国主义特种部队，对中国人民进行宗教愚弄和奴化教育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新闻、出版、教育、科技、医学、军事等种种近代文明。他们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及各种社会学说，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西学”体系，使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政治体制、社会风格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维新派多数以教会译书作为学习西学的最早媒介。他们在接触、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发现西方有“长”可师，中国有短须补。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强烈希望国富民强，渴望采纳西方成功的经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当时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列国岁计政要》、《文学兴国录》、《七国新学备要》以及李提摩太译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受到维新派人士的推崇，它们对戊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示范、刺激、传输与推动的作用。当时“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
    1895年甲午战争中，天朝大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岛夷”日本，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列强在租界地不仅设立了正式的殖民机构，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海军、陆军根据地。甲午战前，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等9个城市，分别划定租界14处，共同租界1处。甲午战后10年，英、美、法、日、俄等国除在原有城市扩大租界外，还在重庆、杭州、长沙等地划定新租界。这样，各国在华租界增加到34处，共同租界2处。 甲午战前，列强在中国设商埠34处，甲午战后10年，增加到50处。（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5页。）辽阔的中国领土，绝大部分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绵长的海岸，竟无一处可以作自己的军港。面对这种怵目惊心的图景，一批有识之士在震惊之余，痛感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落后，认识到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成了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形势下中华民族最紧迫的要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戊戌思潮的兴起。
    1895年，在西方军事、经济的侵略压迫和文化渗透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的危机进一步深化。甲午战败使中国人再次觉醒：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技术工艺制造只是西学之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即使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不可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奕曾说，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有自强之言，迄今而仍无自强之实。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个行将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变革社会，改革政治，学习西学之根本成为甲午战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以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为契机， 萌动于60-80年代的爱国思潮迅速涌起，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流程中掀起了一道新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