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为数不少的受聘洋员活跃在中国军事领域，他们对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一协助购买西洋军事装备，构筑防御设施
    面对西方的直接挑战，思想家魏源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聘用西洋技术人才以求自强的观点，“径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注：魏源：《海国图志》50卷本，《筹海篇三·议战》第41页。），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响应和采纳。经过近20年的争论，洋务派才把它提上实践的日程。1861年1月， 奕等人以康熙年间平定三藩曾用西洋人制造枪炮，如今法国不仅愿意出售枪炮，而且“肯派匠役教导制造”为由，向咸丰帝提出了“傥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敕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卷72，第269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的建议，得到咸丰帝的批准，这标志着清政府外聘人才战略被正式确定下来。从此以后，外籍雇员相继进入中国军事领域。
    外籍雇员协助中方购买军事装备、构筑防御设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购枪炮。在中国近代军火工业未建立前，清军所使用的洋枪洋炮都是向西洋各国购买的，而外籍雇员则起着中介的作用，他们积极协助中方寻觅购求。如李鸿章“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该洋弁遂将该国制胜火器运营应用，取我厚值”。 （注：《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5册，卷2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476页。）即使是中国近代军工企业建立之后，较先进的枪炮仍需要托洋员从国外购买。如1882年7月， 左宗棠托兰州织呢局洋员、曾“承办西陲军火历有年所，毫无贻误”（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26。）的德国人福克回国购买比马体呢枪还先进的温者斯得洋枪“二千杆，并购水雷、鱼雷诸式，邀善制洋匠来华并教习施放，以期备用”（注：《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9。），而所购“水雷二百具、鱼雷二十具，交胡光墉分送闽浙两省备防海之需”（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24。）。二是购舰。晚清时期，中国海军曾向英、德等国造船厂订购舰艇，而外籍雇员则积极参与、大力促成。总税务司赫德“于光绪初年筹办海防之际，凡遇英国有制造新样船炮必代为访求，禀知总理衙门，缄商臣处，设法购办”。至1881年，他“先后承购蚊子炮船十一只、快船兼碰船二只”。李鸿章认为：“该总税司帮同筹画，事事尽心，经费亦甚撙节，实属有裨军国”，奏请赏给头品顶戴；驻英税务司金登干，“代订船炮，实心实力”，奏请“赏给三品衔”。（注：吴汝纶编：《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4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3），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308页。）1888年10月， 中国驻德国使馆洋翻译官金楷理，因“历届经手造船出力”，尤其是在北洋和德国订造经远和来远铁甲快船中著有劳绩，李鸿章奏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6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4），第1874～1875页。）三是筑台。 外籍雇员参与了中国海口炮台的建设。如北洋“旅顺口、黄金山、老虎尾炮垒最得地势，系延德弁汉纳根仿照德国新式创建，尤为曲折精坚。”（注：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由于该洋员“监造旅顺口炮台工程坚固，蒙醇贤亲王于光绪十二年出海校阅案内奏奉懿旨，赏给三等第一宝星，并蒙加恩赏给三品顶戴在案。该洋员感激图报，近年监造威海卫日岛炮台、营房、药库等工，仿照西洋新式”，李鸿章认为该员“于海防颇有裨助”，“自应优加奖励”（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75，《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4）， 第2180页。），奏请赏给二等第三宝星。吴淞炮台修筑之时，苏松太道沈秉成“雇用曾在德国筑台之洋人博爱士详细讲求，吴淞遂仿德国图式建筑暗台多座，江阴以上之暗台，亦均仿照办理”（注：《刘坤一遗集》第2册，奏疏卷之18，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6页。），等等。
    由上可见，外籍雇员参与了购买枪炮舰艇和构筑炮台等事宜，对近代中国海陆军装备的改善和防御设施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协助创办军工企业，推动制造技术的进步
    受聘来华洋员积极协助中方举办军工企业，这种协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为洋务大员创办军工企业出谋划策。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员身边集中有一批洋员，这些洋员以其拥有的知识和经验为雇主效力，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如洋员马格里在促成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时起了重要作用。据马格里手书札记（1863年）载，他告诉李鸿章：“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著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很赞成我的建议，但是他深恐中国工人制造不出枪炮来。我遂用事实向他证明此事的可能：过些日子便造出一个炮弹、几个药引和几枝炮门纸管自来火”；当李氏征求了士迪佛立的意见后，他“立刻授权给我雇用50名工人，在邻近的一座庙宇里开始进行制造”。（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53页。）该局军火制造的成功，对李鸿章创办其他军工企业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意格和德克碑对左宗棠决心创办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影响颇大。1864年，左宗棠觅匠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而行驶不速。他“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左氏正与太平军作战，无暇顾及，而德克碑则继续促之，该洋员回到法国后即“绘具船式、船厂图册，并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漳州行营”，经过“彼此往返讲论”，左宗棠终于“渐得要领”（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页。），于是左宗棠在1866年奏准开办船厂。由此观之，受聘洋员在促成军工企业的创办中确有出谋划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