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革教训论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结果无疑是失败了，虽然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封建帝制的终结等，但这无助于改变总体上的不成功。论及变革失败的教训，荦荦大端者有三：
    教训之一是变革必须循序渐进，深入细致，不能奢望一蹴而就。
    近代国人在中西大碰撞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是什么含义呢？超越就是超过西方。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雄”、“并驾”、“问鼎西洋”、“雄视五洲”等，则不胜枚举。如近代中国变革之父魏源，他之所以编撰《海国图志》，其目的就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大西欧罗巴各国总叙》。）。郑观应也说：“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颁之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之才，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注：《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
    超越意识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由此引发的情绪急躁、行为冒进及急功近利。法国史学家高第说：维新派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权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维新派的计划太轻率了，太危险了，皇帝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以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他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样它就暂时被扼杀了。（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3-165页。）
    急功冒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变革极不深入。以20世纪初十年为例，1900-1902年思想界的主流为改良派的民权思潮，1903-1906年是革命民主思潮的天下，190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又风行一时，十年之中，议题三换，发展不可谓不快，革新势力不可谓不活跃，但是，透过繁荣的表象，即可发现不深入的劣根。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各种主张、认识，像压缩饼干一样被挤压在一起，由各个不同的派别反映出来，洛克、卢梭、克鲁泡特金被请到一起来进行大混战，这种场景看上去蔚为壮观，绚丽多彩，但实际上什么思想也没有真正扎根。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变革，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需要时，一切从头再来。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阶段，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到位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将外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而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认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犯的错误。动机本身是美好的、良善的、崇高的，但结果却出人意表，真可谓是“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注：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教训之二是政治体制变革应与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教育水平等相适应。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的思想深处，就潜滋暗长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欣羡与对专制制度的不满。林则徐在《四洲志》中道：美国“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合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洵谋佥同。”魏源也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比之中国，可谓又“公”又“周”，尽善尽美。（注：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八。）他还称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注：魏源：《大西洋瑞士国》，《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四七。）徐继畬称打了天下而不做皇帝的华盛顿为“异人”，“几于天下为公”，像尧舜一样了不起（注：徐继畬：《瀛环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将专制制度改造成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而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要付诸实践，则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起步。
    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化为了现实，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它的诞生，决非瓜熟蒂落，而是一种人为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辛亥革命乃一早产儿。
    从经济角度看，作为新的因素的资本主义还处于幼年时期，甲午战前各种近代企业只有72家，资本额2000万元，还不及《金陵条约》中一次赔款多。这些企业中的工人人数不过5万，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一点二五。甲午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虽有长足进步，但在强大的封建经济面前，仍微乎其微。就国民文化教育水平而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说：“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4页。）它在晚年一再抱怨国人民智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甚至专门著成《民权初步》，从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入手，“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4页。）。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1917年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注：陈独秀：《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卷三，第3号。）鲁迅在其名著《阿Q正传》中塑造了农民阿Q的形象，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他还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注：鲁迅：《〈阿Q正传〉的正因》，《鲁迅全集》第3卷。）Ernest P. Young也著文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民主“不是毫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注：Ernest P. Young：《现代的保守主义者--洪宪帝制》，《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241页。）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帝制的影响太深了。士绅阶层饱受数千年专制和那些赋予历史实质意义、列举不尽的圣王英雄、帝室功勋、劣主昏君诸般故事的熏陶，所以，其帝制意识并未被新近接触的西方共和模式的知识所取代，只是被压抑下去了。至于一般民众，帝制的声歌、故事根植在他们的文化中，连压抑的情况都不存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辛亥革命并没有革去，康有为说：“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从瞽论日，冥行擿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注：康有为：《中国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9页。）这确非寻常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