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60-1864年天京的粮食来源
    从1860年初至1864年7月间，天京所消耗的粮食主要来源于苏浙、皖省及上海等地。其中，最大的粮食供应地当属苏浙地区。有清一代，全国财富所出，以东南为重，尤其是“苏、常、杭、嘉，为东南财富最盛之区”（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分路规取苏州折”，《丛刊续辑》（691），第131页。）。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兵锋所及，已达于此。当时就有人担心：“贼踪飘忽无定，使松江、嘉兴各属，再有疏虞，江浙岁漕二百万石，粒米不得北上，大局何堪设想哉！”（注：佚名：《东南纪略》，《太平天国》（五），第238页。）不意形势发展果如其所料，从1860年5月开始，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太平军就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攻取苏州，既而顺克江阴、昆山、太仓、嘉定、松江等大片地区，苏福省随之建立。1861年5月，侍王李世贤率部入浙。同年9月，忠王率60万大军全力经营浙江，先后攻占宁波、绍兴，12月底攻占杭州，1862年5月又占领湖州，至此，浙江大部已为太平军所有，浙江天省也随之建立。自此以后，苏浙地区的粮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天京。
    在此期间，由苏浙地区输入天京的粮食，以苏南为最，而苏南地区又首推苏州府。时人有诗记载：“簇簇旌旗拥上游，转粮一线仗苏州”（注：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4页。），苏州在太平天国后期天京粮食供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由此可窥一斑。太平军攻占苏州后，立刻把缴获的75万两现银及足供40万人一年食用的巨额粮食运入天京（注：《北华捷报》第564号，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统考》中册，第738页。），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天京第二次粮食危机（注：第一次粮食危机发生在太平军定都天京的第二年，即1854年。）。按太平军制度规定，每25人每7天发米200斤，以此计算，这批粮食至少有110余万石。1860年11月，太平军又“筑坚大石垒于宝堰，运苏州之粮屯储垒中”，然后转输天京。（注：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9，“兵事”。）1863年3月，忠王从苏州筹集大批粮米运往天京。（注：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234页。）同年8月忠王又从苏州筹集粮米向天京运发，只可惜兵败句容，粮米被劫30余万石。（注：姚济：《小沧桑集》（下），《太平天国》（六），第507页。）但由此事我们可以推测，3月份忠王从苏州运入天京的粮食肯定也足以以十万石计。《金陵纪事诗》还记载有同年8月忠王“李自[秀]成于湖熟、懈溪诸镇，搭盖草房，设立米市，转运入城”（注：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4页。）一事，估计忠王此举可能发生在句容失粮以后，设市收米，转运天京，以解城中燃眉之急。1863年9月，天京东南重隘上方桥营垒被曾国荃部提督萧庆衍等军攻陷，天京江路不通，水道粮运断绝，遂发生第三次粮荒，苏杭地区仍通过三岔河、宝堰一路向天京运粮。（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致曾元帅”，《丛刊续辑》（695），第2454页。）10月，忠王再次进军天京，意在解围，可惜未能成功，但城中太平军却乘此机会“复掠新稻入城”，因此得以“久延岁月”。（注：《曾忠襄公书札》卷4，“与张紫莲”，《丛刊》（571），第352页。）即以3个月计算，则这批粮食至少应有31万石。直至11月，东坝镇为彭玉麟部湘军水师攻破，苏州地区向天京运输粮食的通道才被完全切断。（注：《陈鼐致曾国藩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245页。）此后直至1864年初，只有江宁府的句容及镇江府的丹阳等地仍有少量粮食经陆路运入天京，由忠王二殿下李世贤负责押运，但不幸屡为清军*
    截获。朱洪章说清军每次拦截，“无一空回，共获米约四万石”（注：朱洪章：《从戎纪略》，《丛刊》（107-108），第112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南地区输入天京的粮食数量之巨。此外，江北的扬州地区也有不少粮食输入天京。干王洪仁玕曾指出：“通浦口一线之路，车运北岸粮米以济京用”（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3页。），“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注：《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资料汇编》，第555页。）。由此可见，苏省江北仙女庙一带的产粮区在安庆失守以前一直是天京的粮食供应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太平国革命亲历记》中找到证据，1861年夏，呤唎就曾于此处购买粮食运往天京。（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309页。）以上所列由苏南地区输入天京的粮食仅为有案可稽的少数几次，其数量已有一百六七十万石。因此，估计1860-1864年间由江苏全省输入天京的粮食大约有200万石，或许还要高于此数。
    浙江也是向天京输出粮食的一个重要地区。浙江一省粮食所产本不能自给，因此每年都需要从上海及长江中游等地输入部分粮食，但是宁绍平原及杭、嘉、湖等地不但粮食的亩产高，而且复种指数高，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因此浙江省就局部地区而言粮食生产有所剩余。（注：侯杨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太平军占领初期，这一地区粮食生产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以至于在1862年冬天嘉兴府新米收获时出现了“粮米屯积，米价日贱”的情况。（注：《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203页。）太平军因此得以补充军粮，天京粮食亦因此得以接济。1862年6月，“杭州伪归王邓光明护粮至南京，刘长毛处亦发米数千石，嘉郡共发米七、八万石”（注：《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263页。），同年6月，嘉兴守将廖发寿又遣船131只由太湖运送粮食接济天京（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复曾元帅”，《丛刊续辑》（695），第2459页。）。12月，听王陈炳文由浙江运粮入天京，一次装船上百只。（注：《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202页。）1863年7月，程学启部淮军及戈登洋枪队攻占吴江县，浙江向天京运输粮食的水运通道至此断绝。（注：《陈鼐致曾国藩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245页。）但嘉兴、湖州等地区仍有部分粮食经陆路运致句容宝堰，然后转输天京。（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致曾元帅”，《丛刊续辑》（695），第2454页。）浙江地区频繁地向天京输运粮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地区粮食之富足和输入天京的粮食数量之巨。
    但是，同苏南地区相比，由浙江输入天京的粮食显然要少得多。首先，同苏南相比，浙江地区的粮食运入天京路途遥远，运输也要相对困难些。1862年暮冬，嘉兴守将遣船百余号，由内湖接济天京，就因为听说苏人有变，太湖水路不通，不得不原路折回。（注：《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263页。）其二，浙江粮食所产远少于苏南。浙江素以“七山两水一分田”著称，粮食所产主要集中于杭、嘉、湖及宁绍平原等狭小地区，故其所产粮米远不及苏南富足。1861年12月底，太平军占领杭州以后，不久城中发生饥荒，忠王不得不“即到嘉兴载米万担，载钱二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资料汇编》，第520页。）；而同年七八月间，苏州“尚有难民，当即发粮发饷，以救其寒”（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资料汇编》，第512页。）。1862年返回苏州以后，忠王先是“贴出为民之钱米”，后又“速令开耕，发其本用，苦种之家，无不发粮”，而且“仍言〔然〕照旧发米二万余担，发钱十万余千”（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资料汇编》，第522页。），以赈济灾民，两者对比十分明显。
    然而，时人在谈及江南地区对太平军的影响时皆以江、浙统称，苏、杭并举。如李鸿章在谈到攻取苏州之策时指出：“逆众占据（苏、浙）四年，征粮收税，取精用宏。且时以财粟接济金陵，转输各地。金陵是其老巢，而苏、常、松、嘉又为金陵根本。”（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分路规取苏州折”，《丛刊续辑》（691），第131页。）因此，从苏南输入天京的巨额粮食来看，浙江一省输入天京的粮食肯定也不会很少。沈渭滨先生估计太平军水营的运粮能力每次大约在6-9万石之间。（注：沈渭滨：《太平天国水营述论》，《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0页。）以此推算，浙江一省输入天京的粮食仅以上列举数次就应有数十万石之多。
    皖省在1861年9月安庆失守以前也是天京重要的粮食供应地。明清以来，安徽一直是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区。天京“上游聚粮之地，前在庐州府之三河运漕两处……每处每年出粮，不下数百万石。其次则太平之官圩，宁国府属之湾镇。又次则安庆府属之中央镇”（注：《向荣奏稿》卷4，“请优奖倡捐军饷之知县薛焕片”，《太平天国》（七），第210页。）。太平军获取皖省“江南数郡之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之粮运出裕溪口，并输金陵”（注：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8，《丛刊》（52），第628页。）。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在湖北、江西产米区全部丧失的情况下，皖省大部仍归太平军控制，数年来粮道未绝，接济不致匮乏，忠王曾讲“那时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樑〔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虽被德帅攻破两甫〔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故而稳也”（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7页。）。而皖南芜湖、巢县一带的产粮区直到安庆失守以前一直为太平军控制。因此，皖省在太平天国后期天京粮食的供应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一地区在1860年初至1864年7月间输入天京的粮食却不可能很多。其一，时间有限。1860年初，天京发生第二次粮荒，直到同年5月忠王从苏州运回粮食才得以解决。可见5月以前，皖省可能没有粮食输入天京。此后皖省战事日趋紧迫，英王陈玉成全力应付来自长江上游的湘军，而忠王李秀成则锐意经营苏浙，弃皖省于不顾。至1861年初，湘军兵发安庆，双方数十万大军展开厮杀，英、忠二王“围魏救赵”失败。同年9月，安庆失守，清军占领整个皖北。英王一人独支皖省，最后竟被俘杀，其时已是自顾不暇，向天京运粮则更是困难。其后不久，皖南芜湖一带也为清军占领，至此，皖南、皖北、江西、扬州、抚州等处的产米区全部丧失，天京上游的粮食供应完全断绝。其二，1860年以后，皖省粮食所产亦十分有限。如上所述，安徽一省，粮食产区主要集中于以安庆为中心的长江两岸，而这一地区从1853年至1861年间，一直是双方军队厮杀的战场，因此，遭受的破坏极其惨重。1863年3月曾国藩于安徽察看军情时指出：“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注：《曾文正公全集·奏议》卷18，“沿途查看军情贼势片”，《丛刊续辑》（1），第2987页。）。其中虽或有夸大之词，但皖南地区经历近十年的战争蹂躏，损失惨重却不容置疑。太平军占领苏浙之后，曾国藩指出：“江浙贼势浩大，（太平军）尽占富庶之要区，广收官军之降卒，财力五倍，人数十倍。若非慎以用之，不特苏浙难克，即皖南、江西且有疆土日蹙之虞”（注：《曾文正公全集·奏议》卷15，“筹办江浙军务折”，《丛刊续辑》（1），第2464页。）。从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1860年前后皖省与江浙地区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在此期间，天京的粮食除由上述几地输入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上海。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江宁与上海的关系就极为微妙。尽管忠王李秀成曾数次领兵进攻上海，但是，天京与上海的贸易往来却从未间断。太平军从上海输入的物品主要是军火与粮食。如以绞杀太平军而出名的戈登，就曾向太平军出售过大批军火。（注：《戈登私运军火案之研究》，《太平天国典制统考》卷11，“食货考·国际贸易”，第716页。）“此外，又有外人乘天朝晚年粮荒，以大量米粮输入接济军民食用，并藉以图利。”（注：《太平天国典制统考》卷11，“食货考·粮食”，第723页。）1861年8月12日，干王洪仁玕给英国翻译的一封信中说“售买米粮一事，查明现下粮仓皆不用再买，至于各府各衙或私买若干，问五天将莫世暌弟自可明白”（注：《洪仁玕致英翻译官书》，《太平天国》（二），第725页。）。1861年冬，呤唎返回天京后，有好几艘“满载大米和其他粮食”的大船来到天京。不久，又有“好几艘船从上海来此贸易，接着其他船只络绎而来，商业开始正规化，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年之久。数月之间，贸易骤形发达，一日之中往往有30余艘中外船只开到。从这条交通线运来的大量供应品全部贮存在南京的一些巨大的仓库里面，这些仓库总是物资充斥着，剩余下来的则分派到各乡镇去”（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395页。）。由此可见，天京与上海之间的贸易，不但持续的时间长，从1861年冬至1863年秋，大约有一年半之久，而且贸易量很大，以至于要把多余的部分分派到附近的乡镇去。显然，这一时期贸易的中介者是谋取私利的中外商人。由于1861年以后清军开始联合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共同对付太平军，因此上海对于天京来讲是亦战亦援之地。一方面外国势力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太平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利所驱向天京出卖军火及粮食。显然这种贸易是不可能公开进行的，但是在高额利益的引诱之下，中外商人趋之若鹜，因此，至少在1861年冬至1863年秋间，这条路线基本上还是比较通畅的。但是，这一年半的时间正处于太平天国后期的鼎盛时期，太平军先于上年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重新控制了九洑州，暂时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直接威胁；既而顺克苏、杭，占领整个苏浙地区，此后这一地区的粮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天京。所以1861年冬至1863年秋的天京外无围兵之困，内无缺粮之苦。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上海与天京之间的贸易对于太平军来讲只不过是一种补充，贸易的主要物品可能不是*
    粮食，而是军火，甚至包括一些奢侈品。因此，估计由上海输入天京的粮食其数量不可能很多。
    此外，这一时期输入天京的粮食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及清军的营垒。这部分粮食是通过投机的中外商人及谋取私利的清军官兵运进的。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讲到，其部下“彭达炤等采办军米至大通镇，目击沿江米船百余号，皆系满载，由轮船拖带，扬帆直下，络绎不绝，无人盘诘，莫知所往。又据副将曾传荣由仪征来营面称，目击轮船拖带米船至四沿沟停泊，即有该处奸商贩运，由金陵下关接济城贼等情”（注：《曾忠襄公书札》卷7，“禀曾中堂李中丞”，《丛刊》（571），第692页。）。还有人“近闻江南贼无食，白米一斗千钱值。营中有米且勿需，运出江头卖与贼”（注：张丙营：《壬癸诗存·采兵米》，转引自《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第64页。）；“更有轻舟夤夜行，嗜利运米济贼营。昨日新为罗骑得，中有将军部下兵”（注：宋源瀚：《颐情馆诗抄》卷1，第12页，转引自《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第63页。）。但是太平天国后期，从两湖产米区到天京的长江航道基本上被清军控制，尤其是安庆失守以后更是如此，所以做这种事情风险很大，一旦被清军发现，就有性命之忧。至于私运粮食的清军官兵，一旦查获，则更是必死无疑。而且，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断绝天京的粮食供应，因此清军盘查很严。1862年彭玉麟就曾在扬州杀粮商数十人，以恐吓众人。（注：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太平天国》（五），第140页。）所以只有极少数为利所驱的商人和清军官兵敢于这样做。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输入天京的粮食数量肯定不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