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860-1864年天京粮食实际输入量与实际消耗量估计
    1860年初，天京发生粮食危机，直到同年5月从苏州运进粮食方才缓解。因此，我们可以把这5个月期间天京城中消耗的粮食看成是1860年以前城中的余粮。至1863年秋，浙江的严州、桐庐、绍兴及江苏的太仓、昆山、吴江等地相继失陷，天京的粮食供应锐减，遂发生第三次粮荒，“米价长〔涨〕至十二两一石，牌尾日发米四合，仅有三岔河、宝堰一路可运粮进小东门，（太平军）暂于该处扎营，设栈夫转运”（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致曾元帅”，《丛刊续辑》（695），第2454页。）。但是由于“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1，“致沈中丞”，《丛刊续辑》（5），第14860-14861页。），而且，粮米运输过程中又不时为清军截获（注：朱洪章：《从戎纪略》，《丛刊》（107-108），第112页；《曾文正公全集·奏议》卷20，《丛刊续辑》（1），第3318页。）。所以，1863年秋以后输入天京的粮食极为有限，与同时期城中所需的粮食相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从1860年初至1864年7月天京失陷，4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天京能够有效地从外部输入粮食的时间仅3年零4个月（1863年秋以9月为断限）。如以每年需要粮食117万石计算，这3年零4个月共需粮食390万石。因为1863年秋以后输入天京的粮食极为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从1863年10月至1864年7月这10个月的时间内，天京城中所消耗的粮食就可以看作是1863年秋以前城中的余粮。而1863年秋天以前天京城中的粮食只能是1860年5月以后输入的，因此最后10个月城中所消耗的粮食应当是1860年5月之后输入天京的粮食消耗以后剩余的部分。也就是说，从1860年初至1864年7月，这4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天京城中粮食的实际输入量应当是中间3年零4个月所消耗的390万石粮食与最后10个月所消耗的粮食的总和；而这一时期天京城中粮食的实际消耗量应当是同时期的实际输入量与最初5个月所消耗的粮食的总和。
    1863年秋以后，天京粮食供给断绝，城中粮荒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天京城中的人口也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变动。同年冬天，天王派洪仁玕出城催粮，以解燃眉之急，但“……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注：《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资料汇编》，第546页。）。不得已，忠王采取减少人口以节约粮食的办法，“密令放行，去年至今（1863年11月）各门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人之数”（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资料汇编》，第535页。），1864年4月、5月又先后两次放出老弱妇女及儿童数万人。（注：《曾忠襄公奏议》卷28；甲子四月十九日、五月十三日《上海新报》“新闻”。）加之同时期战死、饿死之数，估计这一时期天京城中人口损失将近20万，呤唎亦指出：“忠王困守围城之际，城内人口必不少于二十万人，也许还会远远超过此人数”。（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652页。）假定城中人口有22万，以每人每天消耗的粮食为原来的1/3计算，则最后这10个月中共消耗粮食17万石。以相同的粮食配给量计算，则1860年初至同年5月期间，天京城中42万人口共消耗粮食16万石。两段时间合计共消耗粮食33万石。
    如城中人均口粮按原来的1/3分配，则每人每天至少可以吃一顿饱饭，因此决不会出现饥饿致死的现象。但是1860年初天京粮食断绝以后，城中“先是杀马而食，继而饿死不少”（注：《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50页。）。1863年秋天以后，同样因为“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资料汇编》，第531页。）。因此，这两段时间内粮食的实际消耗量要低于估计的消耗量33万石。所以，从1860年初至1864年7月天京城中粮食的实际消耗量要少于423万石。除去城中原有余粮16万石，从苏浙、皖省、上海三地及通过其他途径输入天京的粮食总量不足407万石。其中仅苏南地区输入的粮食就有200余万石，将近占了一半。估计由苏、浙两地输入的粮食大约可以占到总数的3/4以上，即约有300万石，而皖、沪两地输入的粮食所占比例最高不过1/4，约为100万石。
    四、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1860至1864年间，天京消耗的粮食主要来源于苏浙、安徽及上海等地，其中来源于苏浙的最多。从经济因素及战争后勤的角度讲，1860年后太平军占领苏浙地区从而获得了巨额的粮食，这是天京得以长期固守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明清时期人口的持续增长，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以及酿酒等消耗巨额粮食的产业的发展等原因，苏浙地区已经由粮食输出区逐渐转变成粮食输入区，粮食已经无法自给。太平军占领江宁以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遂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苏浙地区不但原有的粮食输入途径被切断，而且原本正常的粮食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加之，以上三地输入天京的粮食，除上海一处是从外地输入外，其他两处都是来自当地不足自给的自产粮食，因此，这就更加加重了苏浙地区及皖南地区的粮食压力，这是造成太平天国战后苏浙、安徽等地区大面积饥荒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造成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等地区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根据曹树基先生的估计，太平天国战后仅苏南地区六府一州（江宁、扬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及太仓）人口损失就高达1481万，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食问题。）从1860年至1864年，天京共从上述三地输入粮食400余万石，加上城中所剩余粮总共不足423万石，与同时期天京所需粮食536万石相比还相差113万石，即大约相当于城中人口一年的口粮。因此，太平天国后期天京城一直为粮食问题所困扰，时时面临粮荒威胁，这是导致天京失守乃至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承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曹树基教授指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