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宗藩政治在鸦片战后不到半个世纪内遭到瓦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西方资本殖民主义冲击与摧毁的结果。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及其属国所受到的种种苦难乃至变化均来自西方的冲击，以及日本的殖民侵略。一方面，19世纪上半叶，欧美主要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迫切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迫切需要殖民地，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的东方各国首当其冲成为其主要掠夺对象。而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及其属国还停留在中世纪，“在一个狂热的、技术的时代里，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是绝对地不足以应付的。”（注：伯斯：《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第39-40页，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327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西方资产阶级要按照它们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要将它们的殖民政治制度移植到东方，因此它们在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同时，亦通过战争剥夺中国的藩属国，使它们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置于西方的控制之下。这就是鸦片战后的二、三十年内中国先后丧失越南、暹罗、缅甸、南掌、尼泊尔、锡金等属国宗主权的原因。后起的日本对殖民地和市场表现了更大的贪焚欲望和急不可待，而邻近的琉球和朝鲜则首先成为它掠夺的重要目标。琉球和朝鲜的宗主权的丧失直接源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
    其次，宗藩政治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同清政府的衰败以及它对属国的政策失误有关。对外战争的失败，连年的农民起义，使清政府疲惫不堪，元气大伤。在经历了农民起义大风暴的震撼和西方列强的严重打击之后，清政府推行了重内轻外的政策，把农民起义视为“心腹大患”，而将西方侵略看成是“肢体之患”。他们不谙世界大势，没有意识到由西方侵略所造成的“变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不去多费心思来估计他们自己衰弱的原因或西方强盛的根源”。（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27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在1864－1894年的30年中，“清政府完全可以进行内部整顿，努力使她和受她支配的国家（指属国）在国际上立于平等地位，可是时间过去了，并不见有效改良或者更新的信号，在陆军方面，在建立海军方面也花了些钱，可是在行政改良方面却一无表现。”（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7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仍循着传统的思维，恪守“内中华而外夷”的思想，迷恋“天子居中，四方来朝”的往昔岁月，在历史的巨大惯性和惰性的轨道上滑行。在清政府那里，兴办洋务的一个最大目的是维护传统秩序。对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身上的那些条件，诸如政治上、经济上的治外法权、行政权、协定关税权等，一件也未努力加以修改或争取废除过，对于西方列强无休止的勒索要挟，仍旧采取逆来顺受的作法，与邻近的日本举国上下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政治上表现了毫无作为。此外，吏治腐败，贪污盛行，最高统治层争权夺利。清政府如此腐败，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只能是日益加深了。
    清政府既不能保护自己的本土免于外患，自然无法给属国以有力的保护。它虽不情愿地放弃自己的宗主权，但在处理属国的外部事务上，常常摇摆不定，以至严重损毁了作为一个宗主国的“正当合理的地位”。如在朝鲜的政策上，清政府一再表示朝鲜是自己的属国，但实际上则尽量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在西方看来，中国是对朝鲜未尽责任。1866年法国因一名传教士在朝鲜被杀，要求赔款时，清政府软弱地拒绝了一个被“公认为是它属国的臣民所犯行为担负的责任”。同样的，1871年1 名美国捕鲸船员在朝鲜海岸被杀，美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清政府竟要求美国人自己去惩办。为了抵制日、俄势力，李鸿章援引“以夷制夷”的作法，引导朝鲜与欧美各国通商立约，清政府这样做，无疑是向世界各国表明自己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1876年日本派遣军舰到朝鲜，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条约中明文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这一规定无疑是要废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直到这时，清政府才发觉自己的错误，力图挽回，要朝鲜国王在每一个条约中附上自己是中国的属国的有关条文。然而各国完全置这种似是而非的作法于不顾。对于朝鲜究竟是独立国还是藩属国，各国仍“采取最适合于它自己利益的看法”。（注：庄延龄：《中国，它的过去与现在》，第340-34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67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在中法有关越南问题的交涉上，清政府同样表现得极为软弱无能。李鸿章从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一开始，就误于“柔、忍、让”三字（注：《曾纪泽致郭筠仙侍郎函》，《曾纪泽选集》第二卷，湖南出版社1984年版。），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认为中国兵力一向单薄，滇防有名无实，海军又少，切不可与法国开战，甚至认为法国吞并越南，对于中国只是伏边患于未来，目前还构不成对中国的威胁，主张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注：参见《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上）第8页，1926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没有打仗就承认失败，这就是李鸿章所做的。”（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就此批评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的主张是虚无渺茫和做样子的，而不是认真的。”（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法交战的后期，形势对中国抗法非常有利，然而清政府却乘胜收兵，在稍后的谈判中，反而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致使对越南的宗主权完全丧失。
    属国的存亡毕竟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中国的安危，支持属国抗击外来侵略同维护对属国的宗主权是一致的。在日本侵朝问题上，清政府采取了一种先前未曾有过的积极干预政策来“代替宗主权的消极行使”，动员全国的兵力、财力同日本相角，以尽自己保护属国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造成了对朝鲜宗主权的丧失，而且直接动摇和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加重了中国的危机。
    再次，宗藩政治的瓦解还同属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冲击后所引起的对宗主国--中国的背离倾向分不开。
    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着东方各国改变传统的封建制度。它们在对东方进行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既有坚船利炮到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技术，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乃至民权、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这些如同酵菌一样，不同程度地催化着东方各民族，并由此引起种种社会变化，对传统的东方国际社会秩序造成震荡。朝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明治维新的日本影响下，特别是在与各国立约通商之后，在士大夫官僚中出现了一股要求改革、学习西方的政治倾向，以金玉钧为首的开化党，希翼摆脱宗藩地位而求国家自主，无疑代表了近代变局刺激下的合理愿望，是无可非议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力求自主而依托于日本，为求摆脱藩属地位，结果却染上了亲日反华的色彩，成为日本向朝鲜侵略扩张的一股政治势力，因此遭到朝鲜国内广大人民的反对。这种亲日反华倾向，终于酿成了1884年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
    四，宗藩政治的瓦解还同宗藩政治本身的弱点有关。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以朝贡为形式的宗藩政治是一种自然的、不成文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到了近代以后，当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着中国和这些属国“发展他们的野心时，就显得十分无力，难以抵挡列强的奴役和掠夺”。（注：兴登：《中国与日本的主要问题》第95-96页，林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233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因此， 它的瓦解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