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廷理（1747～1813年）字清和，一字半缘，号双梧，又号苏斋，晚年自署更生。清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今柳州市）人。生于清乾隆十二年。先世自江西迁柳，遂占籍于此。出身于世代行武之家。其父杨刚（曾任广西左江镇总兵）“督课甚严”，期望他日后能文武兼资。因家庭影响及传统文化薰陶，杨廷理立志走仕途经济、显身荣亲之途。但一生经历曲折，荣辱互见。年十二时应童子试，有诗句云：“世人只诩高声价，那识良工费苦心”。学使陈桂洲称：“小子后来必以诗成名”。于是录取为府学生。又二年，考取廪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杨廷理考选拔贡。次年入京，朝考一等一名，以知县用，签发福建，奏补归化知县。四十四年（1779年）冬，调署宁化县。第二年夏，任侯官知县，兼署福防同知。五十年（1785年）八月，以考绩卓异卸侯官知县，旋奏升台湾府南路理番同知，次年八月到任。不数月，值林爽文事件爆发。杨廷理以同知摄知府事，守城有功，擢任台湾知府。五十五年（1790年）春，升任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五十八年（1793年），又特加按察使衔。六十年（1795年）夏，朝廷清查福建库款亏空案。因福州府邓某以杨廷理原在侯官知县任内“交代未清”之款，捏开首先亏空之名，院司上奏，奉旨革职拿问。其间，又因“叙刊年谱”，语侵邓某，复被劾参问，拟大辟。后奉旨解京讯办。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改戍伊犁。八年（1803年）春，戍满返京。十一年（1806年）九月重任台湾知府。赴任之前嘉庆皇帝召见，杨廷理直奏“噶玛兰当开”（《劳生节略》）。到任未及一年，又因人诬告而奉文掣回内地。十四年（1809年）八月，赴台平定淡水械斗事件。次年（1810年）四月，委派进驻噶玛兰筹办创始事宜。十六年（1811年）三月，委任淡水厅通判。十二月，三任台湾知府。十七年（1812年）六月八日，交卸府事。九月，奉特旨补授福建建宁府缺。旋于九月初七日奉檄暂摄噶玛兰通判篆，十二月初十日卸任，至台湾府署养疾。十八年（1813年），卒于未赴建宁知府任前。
    二
    杨廷理初莅台湾，就遇上震动朝野的林爽文起义爆发。作为朝廷命官，他“以书生骤莅戎事，应变不穷”（清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卷二）。因守城有功，擢任台湾知府，也由此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升迁迅速。杨廷理曾撰有《东瀛纪事》详述林爽文事件的经过。自序言其起因说：“盖自郑氏殄灭、朱一贵荡平以来，海疆无事垂数十年矣。其始，特以地沃民稠，志骄服美，守土者忽不加意，以为风俗固然。渐且奸胥猾吏，恣为民患，而不之止。其民之黠者，则又交结胥吏，舞文弄墨，枉法于纪，蔽上耳目。桀悍者，至于持械斗狠，千百为群，白昼相杀于道，而官不可禁，或因以取贿而免之。此乱之所由生，非一朝夕之故也”。据事直书，所陈都是当时实情，分析亦切中时弊，点出吏治腐败是导致事件爆发之根源所在。进而提出治策：“兴利除弊，恤民纠吏，弭乱本于未形，跻殊俗于雅化，则庶乎可矣”。杨廷理在台湾几十年作为，正是禀此而实践，并在其晚年完成了噶玛兰的开发设治，树立起令世人敬仰的历史丰碑。
    噶玛兰（今台湾东北部的宜兰）东向临海，三面环山。兰阳溪水，穿境入海，形成三角形兰阳平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明朝末年，该地居住着自称“噶玛兰”的平埔族人，人们因称其地为噶玛兰，亦称蛤仔难、甲子兰。清代时为东西势三十六番社垦居。当时此地尚不设官治，未能积极开发，听任自由发展。嘉庆元年，福建漳浦人吴沙率领漳泉粤三籍移民入垦溪北地区。嘉庆十一年阿里史流番潘贤文开发溪南地区。在筹办开兰设治之前，噶玛兰地区人口已增至六万多人。人事纠纷日多，不但番人与汉人，生番与熟番，及漳泉粤三籍人士之间纷争甚至于械斗，亦时有所闻，反清势力也利用此地屯据。乾隆年间杨廷理北征至这一地区时，即发现问题的复杂，于是开始了从建议到实施将噶玛兰收归版图、设治派官管理的长期不懈努力。
    噶玛兰得以开发设治，固有赖于其具有经济开发价值及政治必要性，然而与主持者的意识也有重要的作用。噶玛兰的设官经营，固然有各种促成因素，如谢金銮著《蛤仔难纪略》，梁上国陈奏以引起朝廷注意，嘉庆皇帝下旨开办，各层官员的主持等，然以杨廷理首尾其事，包括上自向皇帝及督抚面陈开发意见，不放过任何机会促成此事；下至亲自多次深入其地，勘察丈量，调查民番，设计章程等等，这都足以说明杨廷理是噶玛兰开发的实际负责者。但是开办之事却延宕多年，是因各级官员中的颟顸之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为此处不过弹丸之地，不予重视，对杨廷理之建议及主张，则如《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一文所述，往往“以经费无出，且系界外，恐肇番衅，弗允奏办”；“禀悉赛将军（赛冲阿）设官经理，丈升田园，弗许”；“奏请设屯弁免升科，奉部驳饬，事遂中止”；“嗣以漳、泉斗案未及勘办”；“司中仍以‘事难悬拟’四字详请交台镇、道议复”，致使开发噶玛兰之进程一再拖延。除了上述各种因素，还有地方上的重重阻力。业户“所谋不遂，不免归怨于理（杨廷理）”；官淡（淡水）、兰（噶玛兰）者“亦未免以此后往来行李供顿失费，致怨于理”。而杨廷理“竭尽心力，利尽归公，怨尽归己，其实并无见长取巧、丝毫不肖之心，诚可清夜自问，上告吾君而对大宪者”。正是怀着积极用世、一切为国家利益的情感，他一本初志，忍辱负重，百折不回，“备尝辛苦，终荷上官明察，不为浮言摇惑，得以一手经理，告厥成功”（《东游草自序》），完成了开疆拓土、开兰设治的大业。这种开发噶玛兰之用心，在他重任台湾知府不久被革官捏控撤回，于嘉庆十三年仲冬在宁福道署为谢金銮著《蛤仔难记略》所作序中表达得至为明白：“余虽不及行之（指噶玛兰设治），犹幸得而序之。毋弃地遗寇资，毋弃民添寇翼，洁己爱民，以爱蛤仔难，民如望慈父母，是在后之为官者”。苍天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由他亲手付诸实践，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期待。清人高澍然高度评价杨廷理功绩说：“开噶玛兰厅，资其粟足食数郡，其泽尤可百世也”（《台湾知府杨廷理传》）。噶玛兰民众称杨廷理为“开兰名宦”，正是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