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读书观史、审时度势，力主攘外必先求自强自富
    从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来看，在任何历史时期，战与和只是一种外交策略或手段，它往往受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是战是和都必须依时依地依人力等具体情况来决定。
    在近代中西交往中，中国该采取怎样的外交策略？郭嵩焘认为：必须知己知彼，了解自己的优长劣短，同时注意本朝政治的清明、吏治的整饰和人心的齐肃，方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郭嵩焘对比中西双方国力的强弱，说西洋“政教风俗，气象日新。……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注：《洋务运动》第一册第302页。）相比之下， 清朝统治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所见风俗人心，已成江河日下之势。……吏治罢敝，盗贼横行，士民犯上无等，官吏一切纵之，专意苛害良民。……稍有知者，群怀忧乱之心，即各省大势，亦皆略同。”（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8页。）有鉴于此， 郭嵩焘深感与其花费人力国力去与外夷抗争，不如先求自强自富。他指出：“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似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注：《郭嵩焘奏稿》第397页。），“推极于用兵，亦当竭情尽虑， 先为之程，以蓄积其势，审求事变，坚持一意，以理自处”（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5页。）。郭嵩焘不主张与西方列强轻开战事， 主要是由于清朝统治严重危机，如果不先“蓄积其势”，就根本谈不上攘外。对于这一外交主张，郭嵩焘曾声明：“凡吾所言，非示弱也，道也。以道御之，以言折之，而固可不战也。”（注：《陶凤楼藏名贤手礼》第五册。）他反对的是：“处极弱之势，无可据之理，又于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延夷祸于无穷”（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48～149页。）。可以看出，郭嵩焘以主和为基本内容的外交思想，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以控御夷狄、使曲在彼的权宜之计。
    郭嵩焘还具体分析了如若不顾国情与西方列强开战，中国必是国敝民困、穷于应付。他指出与西方列强开战有四害：“戕害人民，其害一。……徒自毁伤其仅有之轮船与制造机器，以供言者（指主战者）之一快，其害二。……百姓相与转徙流离，……商贾受累尤甚，是直自为忧也，其害三。……耀军于无可施之地，求战于不相应之乱，沿海数千里，处处设防，徒以自敝其力，而无复有终极，其害四。”郭嵩焘认为，清政府“守且不能，曷云战乎？”（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28页。）根本没有条件和基础与列强开战。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言和避战了。
    与此同时，郭嵩焘以他的中西观来判断西洋诸国来中国的目的：“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页。）“以彼上下一心， 揣摩天下大势而觊其利，诚无意于中国土地。”（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12页。）很明显， 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乃是要把中国变为其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殖民地，而绝对不是希望中国富强。正是由于对西洋诸国目的判断的错误，郭嵩焘坚决反对主战，认为“而我迫之使出于战，是无算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12页。）从而在思想逻辑上最后决定了郭嵩焘主和外交观的形成。
    为了论证其主和外交观的形成，郭嵩焘按其“读书观史”的思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一步探究与“夷”言和是古已有之。他说：“古人控御夷狄之大略，必由信义。”（注：《陶凤楼藏名贤手礼》第五册。）“尝论中国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其次以略，其次以威，其次以恩，而信与义贯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48页。）他认为：古代帝王对待“夷狄”都是从不轻开战局，而首重信与义，以怀柔示之。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不主战，则天下共罪之”（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10页。 ）的情况，郭嵩焘不禁感慨：“自南宋以来，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48页。）为此， 他不仅写下《绥边徵实》一书“以砭南宋以来士大夫习为虚词”（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65～166页。），抨击那种不务实际、好唱高调、有害国家与人民的好战议论；而且写成奏稿劝诫最高统治者不要重蹈宋朝一味用兵招致灭亡之覆辙：“中外诸臣，袭南宋以后议论，反据之以为名，却不知南宋诸臣议论，与其行事之得失，载在史册。韩侘胄一用兵而宋之不振，贾似道再用兵而宋熸矣。以议论争胜而不能推求古今之利病与人事之当否，其弊遂至于此！”（注：《郭嵩焘奏稿》第406页。）在郭嵩焘看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已无力与来势凶猛的西方列强进行顽战，惟有与之言和，“蓄积其势”，以期再度强盛，方可言战。
    三、通情顺势达理，主张讲求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
    如何处理近代中外关系？在当时国内一片“主战”的呼声中，郭嵩焘不同于流俗，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判断分析，试图从情、势、理三者关系中发现、揭示出处理对外交涉的某些法则与方针。他说：“制御远夷之道，……必务通其情”（注：《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55页。）；“远夷之扰中国有其情，中国所以应之有其势， 有其理。”（注：《陶凤楼藏名贤手礼》第五册。）因此，郭嵩焘非常强调在夷务关系中必须要重视通情、顺势、达理。
    对于“势”与“理”的作用，郭嵩焘指出：“一时所不能违者，势也。万世所不能越者，理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09 页。）在他看来，理在势之上，势则顺乎理。西方列强之入中国构成“洋患”，乃是一种历史必然，其规律不能违悖，这就是势。然而在古今万事之中，还有一个万世不能超越的“理”，在“势”中起着制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