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初纷乱无序的政争中，《东方》苦口婆心地规劝多方息争，苦心设计着理想的权力分配方案，但是要评估这种努力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成效则是令人沮丧的。究其原因，新旧党人各怀私利、勾心斗角，民族、民权利益高于一切的最高宗旨早已抛之九霄云外。《东方》记者在当时也已无可奈何地认识到这一点，钱智修在1916年把民初令人“目眩而神迷”的政象取名为“循环政治”：
    ……乃数考其实，则政治之争点常不过三数事，政争之中心常不外三数人，始也由内阁制而为总统制，未几仍由总统制而为内阁制；始也倒甲内阁而建乙内阁，未几仍倒乙内阁而建甲内阁。当其标举名义，动色相告，莫不以为国家命脉所关，治乱所由卜，顾及其成功，则仅仅回复从前已迈之一境。而喘息未宁，又必有人思以更前之一境代之。[1]（第13卷12号）在这种无休无止、逸出常规的政争中，任何理性的思考都显得无能为力，黯然失色。因此，到二十年代前后，随着军阀割据政局的形成，再加上一次大战后对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信任危机，《东方》已不再多谈调和集权与分权这个现实可行性不大的话题了，而是转换了视角，一是眼光向上，对代议制本身发生疑义，提出了“贤人政治”的主张；一是眼光向下，面对各种“联省自治”活动的兴起，发表了许多有关“地方自治”的见解。有关这两点，笔者另有专文介绍，此处从略。
    收稿日期：1999-10-24
    【参考文献】
    [1]东方杂志[J].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创刊。
    [2]咨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N].国风报，第2年14期。
    [3]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5]华字日报，1913-01-29.
    [6]时报，1913-02-16.
    [7]吴贯因。中华民国宪法草案[Z].民国经世文编·法律一。
    [8]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