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源流衍变来看，清代“照会”的形式凡有三变：先前，它是清朝致藩属国的一种行之已久的文书格式，其收文对象一般是藩属国君，而发文人例行是清朝大臣，翻检《清代外交史料》，即存有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月和十七年九月云贵总督伯麟等分致越南国王和暹罗国王的照会；还有道光二年（1822年）七月云贵总督分致缅甸、南掌、暹罗国王的照会，其文式固定为：以“为照会事”起首，以“须致照会者”结束（注：《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1，42页；嘉庆朝4，2-3页；道光朝1，24、27-39页。 ）。（按：以清帝名义向外国国君发出的公文则称“谕”、“敕谕”等，与“照会”决然不能混淆。鸦片战前，清帝的“敕谕”对象不仅限于藩属国，而且扩及没有宗藩关系的一切外国，如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华时，乾隆和嘉庆两帝转致英国国王的公文均使用“敕谕”格式（注：分见《清高宗乾隆实录》1435卷，182-188页；《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5，59页。）。）
    附带言及，“照会”字样在鸦片战前的英国对华文书中也偶有出现。据笔者查阅，除前揭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广东译本使用了“照会”以外，至少还有两次在公函中译本内出现“照会”字样。一次是在1834年7月28日律劳卑致两广总督的信函中（ 注：《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8页）。该函的中文翻译人是基督新教在华开教者马礼逊， 他来华已有十几年，对中国的文书用语有所了解，但据其所用照会格式来看，英人这时还不能说对清朝的宗藩“照会”体制有明晰理解。此封文书中出现的“照会”字样，在马礼逊的翻译中也是偶见，在此前此后他所译的其他文书中也不再见有“照会”字样。第二次是在1838年英印海军司令马他仑（F.Maitland）率舰队来华时，该舰队来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排除中英官方间“直接通信”的“严重障碍”（注：《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143-146页；Elliot to Palmerston,August 7,1838,China,30,p.548。）。舰队7月抵华后多次施加压力，未达目的（注：面对中方对英方“违规”文书一再拒收，义律曾向广东当局进行威胁：声明在英国海军造访之机，如果中方重复这种轻率行为，英方的反应将不再那么“拘谨”， 但威胁未能奏效。 参Elliot to Palmerston,August 10,1838.China,30,pp.549-550。）。但马他仑在8月4日致两广总督的书函颇值得注意，亦出现“照会”字样。因该文式不符合天朝文书体制，粤督未予答理，只是由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告知”形式复函：英方“忽改旧章，不用禀字，改用书信。总督大人是以不肯违例接收。未知义律曾将禀字一层告知贵总领否？”（注：《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147-150页。）上列两函都是英人单方面行动，中方未予回应，对天朝文书体制的变化不具意义。
    1839年，清朝对宗藩使用“照会”的范式再变，即范围有所扩大，由过往的单纯宗藩国扩及西方国家。起因是林则徐将这种文式转用于英国，为禁绝鸦片起草了致英国国王的“照会”，反应出林则徐等同样视中英关系为宗藩关系的天朝心态。道光于8月27日批准了这份照会。 其后，林则徐将照会交给“担麻斯葛”号（Thomas Coutts ）船长弯剌（Warner）转送英国。弯剌回国后，求见巴麦尊，转交这不寻常的文件，不料，英国外交部拒绝和弯剌进行任何接触。
    后来，英人翻译致中国宰相书时是否受到林则徐的启示，也译成“照会”，不得而知。林则徐照会交由弯剌带回是在1840年1月18 日（注：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125-128页。）。但该照会的酝酿由来已久，在1839年2、3月间，广东民间就已流传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祯及广东巡抚怡良联名致英国女王的照会（注：照会全文在梁廷柟的《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98年）和李圭的《鸦片事略》（北京图书馆，1931年排印本）中均有记录，落款时间是道光十九年二月；在当时广州发行的“Chinese Repository”第8卷中也及时出现了英译本。但照会不见于林则徐等当事人的文集，林也没有就此向朝廷奏报，尽管如此，仍应认为是由林则徐等主持拟写。于是，在1839年的广州曾出现过两种林则徐致英国王照会的文本，一种是二月的未奏进本，另一种是后来的奏进本，两种文本在字句上有很大差异。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展开考订前后照会叠出的原委及文本差异，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林则徐在这个问题上的措置和心态变化。中外学者对此多有研究，但并非题无剩义，有兴趣的读者可比较参看《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483、499、512、525、590-591、661-662 页等档籍以及《夷氛闻记》关于此事的记载，该书作者曾亲身参与此事的讨论。）。因为担心义律不予转交，他们又采取新的办法，照会不交义律而交“西洋在粤舟，令其代寄”，于是有许多抄件被分发到外船上，希望能被传递英国（注：《夷氛闻记》卷1，25页。）。5月间，广州坊市甚至发现了出卖“假捏照会英吉利国公文之事”，这些伪造“照会”由“六经堂”书铺刊印发售，官方发现后即予以查禁，但此事在当时曾闹得沸沸扬扬（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590-591，627页。）。6月， 林则徐曾请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转递照会，被谢绝。8 月，朝廷批准照会后，林则徐等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先由中方译员袁德辉译成英语，为力求译文准确，又由在穗的美国商人亨德（W.C.Hunter）回译汉文，再经美国传教士伯驾（P.Parker）过目，最后还让英国医生喜尔（Hill）修改（注：《林钦差与鸦片战争》，131-133页。）。前揭英函中两次出现的“照会”字样，当非无根杜撰，“照会”在当时的西人中间也不是稀见之词（注：马他仑和巴麦尊“照会”的翻译人都是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R.Marrison），他们父子是在对华外交公文中最早译出“照会”的极个别西人，他俩在不同时期不约而同地使用“照会”字义，至少在语言风格上具有某种承继关系。）。
    经琦善的援用，“照会”范式有了三变。“照会”虽不是琦善的首创，然琦善对该文式的使用也并非没有创意。其最大的“新意”就是把前此用于藩属国君的文式转用于英国全权大臣，从国王下移臣僚，不能不说是降格迎合。它为中英文书往来别开一途，解决了在英方力求公文平行的压力下，中方被迫屈尊又要保有面子的矛盾。使中英文移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样式。琦善使用“照会”，是直接得自懿律函中提到的巴麦尊“照会”一词的启发，还是得自传统宗藩文式的提醒，很难揣度。若是后者，追溯词源，“照会”不过源于天朝对藩属的特有公文称谓，琦善援引这个词，或别有语境潜意。但不管怎么说，此“照会”非彼“照会”，琦善虽然袭用了传统的“照会”字眼，其性质却有了大区别，堪似旧瓶装上了新酒，它失却了过往宗藩文式中的夷夏义理，失却了“万方来朝”的上国心态，转而具有某种对等平行的意味。个中转变还可作为注解的是，琦善对传统文式中“天朝”字眼的删削，琦善的最初几封照会在形式上与宗藩旧照会文式没有区别，旧文式例行在“为照会事”前面冠以“天朝云贵总督”等官衔名目，天朝意象一望可知，琦善照会的开头也同样开列“天朝大学士直隶总督部堂一等侯爵琦”字样。但是从1840年12月3日的照会开始， 琦善把照会中的“天朝”两字悄悄取消，仅留官衔，后来此式成为定例（注：《琦善照会》，转见《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28-29页。）。至此，照会已脱出传统的以夏凌夷的非对等文式，而转变成至少是在形式上略具平等蕴义的外交公文范式，其中的变化很是耐人寻味，它所透射出的恰是中世纪的宗藩观念向近代国家观念转步的初阶。稍后琦善曾将英方文书和自己的复照一并具奏，道光并无他言（注：《鸦片战争》（4），45、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