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禁榷物则相当广泛。除钱币、兵器、牛马驼外，还规定人、披、甲、毡垫、粮食、骡驴马皮、铁连枷、马鞍、装箭袋、金、银、铁、种种铁柄、编连碎缎等为敕禁物。既不许在国内向外国人出卖，也不允至敌界卖。违律到敌界卖人者，“按有意杀人”、“伤人法判断”。牛、马、驼、铠、甲、军披等到敌人中卖时，庶人造意斩，从犯为无期、长期徒刑。卖杂畜物及战具，“按本国地方现卖法计价，视其钱量高低，是战具则以强盗持武器法，此外杂畜物按不持武器法判断”。向他国使者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者、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正副统军以下至司吏大小管事人出卖敕禁物时，“当比其余人罪加二等，亦可加至死刑”。西州、大食等买卖人若需买卖敕禁物，则要“告局分处”，征得同意方能在重重限制下依律买卖。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有上述种种严格的“敕禁”，另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又相当兴盛。国家不仅想方设法扩大与宋、辽、金的榷场贸易，而且派往宋、辽、金的贡使也带有大批“官物”，并有“官之卖者”同贡使一起负责官物买卖。尤其是重点敕禁物牛马驼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物品，仅榷场就要每年向宋输出马4000多匹，所谓“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计”（注：《范文正公文集》，转引自《西夏书事》。）。说明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垄断，尤其是牛马驼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因此，西夏以茶马贸易为主体的对外贸易的活跃，“不是商品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反映，而是国家权力超经济支配的结果”（注：李清凌：《西北经济史》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二、西夏榷禁制度的作用与影响
    西夏榷禁制度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控制的基本手段，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与西夏国家政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它的确立和发展随西夏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制度化而演化。从元昊时的群牧司、文思院到天盛年间系统化、制度化的榷禁制的建立与完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
    元昊建国前，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隋书·党项传》载其“织氂牛尾及羖毛以为屋……牧养氂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即使占据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之后，社会经济由“衣皮毛，事畜牧”（注：《宋史·夏国传》（上）。）的单一结构向半农半牧转化，其社会分工水平仍很低。手工业尚未完全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民间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这种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党项贵族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德明“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注：《宋史·夏国传》（上）。）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夏宋之间政治上的分权斗争和经济文化的交融依赖（尤其是夏对宋的依赖），奠定了西夏社会发展的基调。它决定了西夏国家制度必然不能“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而要根据国情民俗，“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才能“制中国、驭戎夷”。这种指导思想落实到具体经济制度方面，则是兼采唐宋而又突破其藩篱的榷禁制的确立和发展。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使西夏不能像宋、辽、金一样靠其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而获得较为稳定可观的财政收入。如何解决国家为维持其正常运转而日益扩大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尖锐矛盾，成为西夏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武装掠夺也能解决燃眉之急，终究非长久之策。统治者必须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首先保证社会财富的分配向国家倾斜，以满足国家机器运转及与宋、辽、金抗衡的巨大物质需求。这样，榷禁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在它既能保证产品分配向国家倾斜，又可以依靠国家整体力量促进社会经济从原始自然演进状态中摆脱出来，快速发展。从西夏立国至天盛年间的繁荣为此做了生动的脚注。因此榷禁制成为西夏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榷禁制的确立，为西夏社会经济抹上了浓厚的战时经济色彩。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与控制不断强化而在深度、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它的确立和发展对西夏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权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尤其是畜牧业、金属冶炼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西夏在天盛年间出现繁荣景象。由于国家对牛、马、驼及其副产品的大量需要，直接导致国家对畜牧业生产的重视和强化管理。国家对官私畜牧业的严格控制大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规模庞大的官营畜牧业的出现标志着西夏畜牧业生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史载宋、辽、金、蒙古伐夏所获牛、马、驼、羊，动辄以千、万计，可见其兴盛程度。畜牧业的发展使畜产品加工随之兴盛。马可·波罗称兴庆府出产的驼毛毡为“世界最丽之毡”，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并“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手工业的发展因“主要是官府掌握”，更是与榷禁制分不开。元昊建国初，手工业还没有从畜牧业中独立出来，代表西夏手工业最高生产水平的文思院，仅仅“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且工匠缺乏。国家亦无管理手工业的专门机构。但到天盛时，手工业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西夏汉文本《杂字·诸匠部第七》所载36种工匠名称大致反映了西夏手工业的分工和种类。统治者对各族工匠不遗余力地招揽和对工匠身份、地位、劳役等的特殊规定，大大激发了生产者的劳动兴趣，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提高。如金属冶炼采用当时较先进的竖式风箱和冷锻法，其产品“夏人剑”、“神臂弓”都为宋人称道。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官营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开始摆脱专为皇室服务的性质，成为社会生产部门。其产品也囊括了军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被广泛应用。手工业的这种飞速发展显然与榷禁制分不开，尤其是水平较高的冶金、制盐等均为严格禁榷的行业，这一事实更充分说明榷禁制对手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西夏国内所需，而且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宋夏茶马贸易强化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进一步推动着西夏社会的发展。
    其次，榷禁制为西夏政权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财政收入，为西夏以偏僻弱小之地，却先后与宋、辽、金并峙数百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西夏建国前经济实力极其薄弱，“继迁在建立反宋的割据政权而依附契丹时，最初连履行贡纳的能力都几乎没有”（注：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建国初，对宋的经济依赖仍很强。宋一旦断绝岁赐和榷场贸易，便会使西夏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经济上的依赖严重影响着政治的独立。而榷禁制的实施使西夏政权控制了国内经济命脉，为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握有主动权打下基础。官营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国内需要，也成为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为西夏摆脱对宋、辽、金的经济依赖起了重要作用。西夏后期之所以能在宋夏隔绝、夏金又长期战争、贸易往来较少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与榷禁不无关系。
    另外，从国家政治发展角度看，榷禁制的确立和完善也在西夏国家政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制度化是衡量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西夏榷禁制是西夏基本经济制度，它的发展完善代表西夏经济制度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着西夏在经济领域的制度化建设。
    但是，作为短缺经济下的一种应急措施，榷禁制仅仅是一种经济控制手段和形式，它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具有两重性关系。一方面，它在短时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大大充实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它毕竟不是生产本身的发展，不能带来社会物质财富总体上的增长，仅是把财富的分配倾向于政府，不利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尤其是它对私营经济的严格限制制约着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潜力。因此，从长远看，它又是造成新的政权不稳、社会动荡的基本因素之一。西夏经济始终没有突破战时经济的藩篱，产生更大飞跃，可以说与榷禁制有极大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夏通过榷禁制对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从生产到流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使官营垄断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从而保证了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为其与宋、辽、金的政治、军事对抗提供了物质基础。西夏榷禁制细致严密、锱铢必较，真实反映了西夏生产落后、物资匮乏的现实。同宋比，禁榷范围更为广泛，“盐酒及其他大部分手工业和产品贸易都被官方垄断”，实施方式以直接专营为主，缺乏弹性，带有明显的不成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