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村粮食投机之猖獗
    城市商人的粮食投机确很严重，但比起乡村地主家庭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两宋时期，粮食投机最为丧心病狂的，是乡村中的地主之家；受害最深的，是广大乡村中的小农家庭。如“黄州村民闾丘十五者，富于田亩，多积米谷，每幸凶年，即闭廪腾价，细民苦之”（注：《夷坚志补》卷3，《闾丘十五》。）。
    乡村的粮食投机之所以最猖獗，主要是因为广泛存在这种客观条件。大多数农民比较贫困，为应付各种官私急需而不得不贱价粜粮，难以待价而沽。南宋思想家陆九渊说：“今农民皆贫，当收获时，多不复能藏，亟须粜易以给他用，以解逋责。使无以籴之，则价必甚贱，而粟泄于米商之舟与富民之廪，来岁必重困矣。”（注：《陆九渊集》卷8， 《与陈教授书》。）到青黄不接和耕种季节，为应付生产生活急需而又不得不高价籴粮。北宋思想家李觏对此已有切实描述。（注：《李觏集》卷16，《富国策第六》。）地主家庭本来收租很多，又乘贱收购，竭力囤积，伺机而发，务求暴利。
    每遇水旱灾荒，其投机活动便达到高潮，其卑鄙无耻也暴露无遗。绍兴二十七年（1157）九月，殿中侍御史王珪说：“每岁禾稼未登，或小有水旱，民力艰食，富人闭籴以规厚利。”（注：《系年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九月丙子。）所谓闭籴，就是暂停粜卖， 等待时机，当粮价一涨再涨时方才抛售。“饶州富民段二十八，绍兴丁卯（1147），岁大饥，流民满道，段积谷数仓，闭不肯粜。一日，方与家人评论物斛低昂。”（注：《救荒活民书》卷下。）真德秀说：“富民观望，争事闭籴。商贾窥伺，愈索高价。”（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6。）他们大多欲壑难填，贪得无厌， 并不在乎贫民们的饥饱死活。真德秀在《浦城劝粜》一诗中写到：
    阳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
    那知田野间，斯人极憔悴。
    殷勤问由来，父老各长喟。
    富室不怜贫，千仓尽封闭。
    只图价日高，弗念民已弊。
    去年值饥荒，自分无噍类。
    ……
    岂期新春来，米谷更翔贵。
    况又绝市无，纵有湿且碎。
    何由充饥肠，何由饱孥累？
    恨不死荒年，免复见忧畏！（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
    地主之家只顾攫取暴利，哄抬物价，并趁粮食奇缺之际把又湿又碎的劣米高价抛售。抚州临川县官府督促赈粜时，“叶十九官人（家）为奴仆夹杂鹿（粗？）谷，每斗粜百单五”（注：黄震：《黄氏日抄》卷78，《委周知县发廪第二榜》。）。地主之家“多有坐视火客、佃户狼狈失业，恬不介意”（注：《晦庵集》卷99，《约束粜米及劫掠榜》。），不肯救济。更有甚者，“乐安县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人两宅，米最多，而独不粜。为其邻甲、火佃者，多饿死”（注：《黄氏日抄》卷78。）。这种逢荒不赈、见死不救的地主，并非乐安县独有。陆九渊说：金溪县“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当春夏缺米时，皆四出告籴于他乡之富民，极可怜也。”（注：《陆九渊集》卷8， 《与陈教授书》。）黄震说：
    富家大室，不惠乡井而反祸乡井，闭籴长价，放债吞并，田连阡陌。（注：《黄氏日抄》卷80，《引放词状榜》。）
    地主之家对自己的邻里乡亲和佃户尚且见死不救，对待他乡之人就更不会有仁慈可言。对邻里乡亲见死不救，是为了乘灾荒之机兼并其田产。“富者乘时高价取赢，反遂其吞并之计。”（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41。）粮食投机，成为地主兼并穷人田产的一种手段。
    地主家庭闭籴待价，是为获取最高价钱。“价脱不高，廪终不发。”（注：范浚：《香溪集》卷15，《议钱》。）他们大致采用三种做法。一是唯高价是求，若外地价高而本地价低，便设法卖到外地，本地农民即使饥不可耐、饿殍遍野亦不管不问。黄干在江西看到：由于干旱欠收，“承积年饥馑，无终岁仓箱之积。富商巨室，乐于兴贩，利于高价。多方禁遏，人免艰食。忽闻其将有远行，乡落米价为之顿增”（注：《勉斋集》卷27，《申江西提刑辞差兼节干》。）。遇到灾荒，有些地方官员往往禁增米价、封锁粮食外运渠道。富商巨室力图运至外地价高之处。即使外运不成，消息传开后，本地粮价也会被他们哄抬上去。大灾之年，多是如此。南宋末期，据黄震说：“本州（抚州）今岁（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米贵，民多饿死……寄居前谷城县尉饶立，积米累巨万而性吝啬。”可能是嫌本地米价偏低，“遂一粒不贷，唯深其扃鐍，以待客贩”。并且还贿赂官员，“纵容仓干搬贩出界”（注：《黄氏日抄》卷75。）。一般说来，城市居民货币储藏量要大大高于乡村农民，城市粮价也因此要明显高于乡村。所以，即使荒年饥岁，有些财迷心窍的地主也不顾农民死活和官府封锁，一心要把粮食贩卖出去。其二，进行高利借贷和赊粜，牟取厚息。地主“多是春间将米谷等先放下户，秋冬随例收息”（注：《晦庵别集》卷7，《再谕上户借贷米谷事》。）。“贫者输倍称之息”（注：《宋大诏令集》卷198， 《禁约民取富人谷麦贷息不得输倍诏》。）。遇灾荒年份，地主又把高息借贷改行高息赊卖。乾道三年（1167）八月，“诏诸路州县约束人户，应今年生放借贷米谷，只备本色交还，取利不过五分，不得作米钱算息。以臣僚言：临安府诸县及浙西州军旧来冬春之间，民户缺食，多诣富家借贷。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农民终岁勤动，止望有秋。旧逋宿欠，索者盈门，岂不重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8之5。）从中可知， 很多贫穷的农民因无钱籴粮，不得不接受地主非常苛刻的条件赊籴粮食。南宋政府的约束令，只是针对“今年”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干涉。北宋政府即曾下令干涉，但不过限制其过高的价息而已，对赊粜本身并不禁止。其三，就地伺机贵粜。当上述两种手法都不宜再用时，便行此策。但是，他们大都不肯随便出售，而是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寻取暴利。咸淳七年，根据黄震的耳闻目睹，江西抚州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贵官大室，固多出粜（指听从官府劝谕，及时赈粜）；乃闻间有利在增价，密售客贩，反不恤邻人之告急者；又有尚欲待价，未肯出粜，忍不思取数之已多者。”“凡仰籴之人，非其宗族，则其亲戚；非其亲戚，则其故旧；非其故旧，则其奴佃；非其奴佃，则其乡邻。”实际上，“固多出粜”，是黄震在到达抚州之前所写《四月初一日中途预发劝粜榜》的客气、劝谕之辞，后两种情况才是多数。根据他到抚州后十余天的不全面的调查，仅乐安一县就有“三十余家官、民户之蓄米者”闭籴不粜，等待更高米价。他多次散发榜文，摆事实，讲道理，反复劝谕，均不见效。于是，他仿效黄干的作法，派知县、官兵亲自到地主之家，强行开仓赈粜。并扣押一拒不从命的官僚地主饶氏。乐安县一周姓地主，“尤不可劝。提督黄省元代之哀痛，至誓天食素者两月，而周宅不恤也，至反申县诬其骚扰”（注：此处所述抚州的情形，均见于《黄氏日抄》卷78。）。抚州农民对地主的囤积居奇、残忍无道行为恨之入骨。临川县地主张曾十翁“至为人镂榜呪骂：‘落地狱，担铁枷。’”抚州的情形，可见宋代乡村地主粮食投机之一斑。随着官僚地主日益增多，这种投机日趋严重，到南宋后期已是利令智昏、登峰造极了。
    当然，宋代地主中也有富而布仁、荒年赈粜、救济贫乏者。可惜这种人太少了。
    两宋时期，其他的商品交换领域和商人的投机活动也不罕见，但粮食买卖领域和粮商的投机活动则是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乃至整个古代商业和商人的一些真实状况。当人们慨叹人心不古时，究竟对古代人的真实行为和道德水准又有多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