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道宗、天祚帝时期。食盐产量很大，除保证食用外，还经常走私到北宋，而且盐价很低。矿石的开采和冶炼继续进行，并制造各种金属器，禁止铜、铁私卖和流入境外。清宁九年（1063年）正月，“禁民鬻铜”。十年（1064年）十一月，“诏南京不得……私货铁”。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十一月，“禁鬻生、熟铁于回鹘、阻卜等界。”〔1 〕（卷二二《道宗纪·二》）辽代晚期墓葬、遗址，常出土铁器、铜器及银器。如辽宁朝阳南大街窖藏〔19〕，出土铜、铁器共71件，有铜火盆、铜釜、铜鐎斗、铜秤盘、铜勺、铜熨斗、铜铃、铁壶、铁犁铧、铁铲、铁耙、铁锁、铁环、铁钉、铁钩等。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20〕，出土大量银器，有执壶、温碗、杯、盘等。
    辽代晚期的墓葬和遗址中，几乎都见陶瓷器，而且器形和装饰风格与辽代早、中期差别很大。河北宣化张文藻墓〔21〕，出土数量丰富的三彩器、釉陶器、瓷器及陶器，器种有三彩洗、黄釉瓜棱壶、黄釉唾盂、黄釉碗、黄釉盏托、黄釉魁、白瓷瓶、白瓷碗、花口白瓷碗、花口白瓷盘、白瓷碟、绿釉鸡腿瓶、陶执壶、陶盂、陶鼎、陶釜、陶盆、陶仓、陶匜、陶甑等，多数为饮食器具。
    这一时期，继续铸造新币且数量有所增加。《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廉，曰大安，曰寿隆（寿昌），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铢数亦无所考。……至其末年，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寻禁民钱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到辽代末年，因钱币都流入私人封建主手里，国库和平民日渐穷困。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窖藏中，出土有“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天庆元宝”。
    5、商业经济
    辽代早期，在其西部、西北、北部、东部生存着许多民族，有奚、室韦、突厥、吐谷浑、党项、回鹘、阻卜、乌古、敌烈、女真、渤海。辽代与他们经常战争，也贡物互市，扩大了相互间的商品贸易。耶律阿保机建国初期，即西征扩张、畅通了西北草原丝绸之路。此后，西北诸部朝聘进贡络绎不绝，大规模的朝贡，每三年一次，小规模经常性进贡难以计数，带来了当地毛织品、貂皮、乳香、珠玉、玛瑙、镔铁、回鹘豆、西瓜、璎珞等。
    西瓜本为西域的特产，五代时期由回鹘引进，在上京一带种植。宋使胡峤在《陷北记》中记载：“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内蒙古敖汉旗羊山辽墓壁画〔22〕绘一盘内盛装三个碧绿色长圆形西瓜。另外，葡萄从西域传入，石榴从中原地区输入。在契丹给宋皇帝赠的礼品中，有“蜜晒山果”、“蜜渍山果”等。《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下记载，会同十年（947年）二月，“述律太后遣使， 以其国中酒馔脯果赐帝，贺平晋国”。
    辽代中、晚期，辽宋之间经常互派使者， 朝贡方物或接受赏赐。 1004年，双方定下“澶渊之盟”，宋每年给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辽宋间继续互派使节，在边境互市，客观上有利于加强辽、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北宋初年，辽宋双方就已经在沿边互市，但没有设置官署管理，纯属民间贸易。977年，在北宋的镇、易、雄、霸、 沧等州设置榷场。991年，又在雄州、霸州、静戎军、 代州雁门砦设置榷场。1005年，辽在涿州新城、振武军及朔州南设置榷场；北宋在雄州、安肃军及广信军设置榷场，派遣官吏监督贸易。这些榷场开设的时间很长，“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三市不绝”〔23〕（卷一八六《食货志·下》）短期设置的榷场还有定州军城寨、飞狐茭牙、火山军、久良津等。榷场交易的物品，在澶渊之盟前，从宋输入辽的有香药、犀、象、茶，后来增加苏木一项。澶渊之盟后，再增加缯帛、漆器、粳糯。由辽输入宋的商品有银、铁、布、羊、马、橐驼，其中羊的数量很大。在辽代许多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定窑白瓷、汝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均窑淀青蓝瓷、磁州窑褐花瓷等器物。
    辽代与女真，仍然通过贡赐和贸易的方式进行经济联系。如统和年间，几乎每年女真都要向辽贡献方物。统和六年（988年）八月， “濒海女真遣使速鲁里来朝。”〔1 〕（卷一二《圣宗纪·三》）九年（991年）正月，“女真遣使来贡”〔1〕（卷一三《圣宗纪·四》）。二十二年（1004年）二月，两次“女真遣使来贡”〔1 〕（卷一四《圣宗纪·五》）二十八年（1010年）十月，“女真进良马万匹。”〔1 〕（卷一五《圣宗纪·六》）女真的一部分归并契丹后称为“熟女真”，“自意相率，赍以金帛布、黄蜡、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番，或只于边上买卖。〔9 〕（卷二二《四京始末》）契丹的商人也经常到女真地区买卖，“亦无所碍，契丹亦不以为防备”〔9 〕（卷二二《四京始末》）。居住在粟末江以北的“生女真”也把北珠、人参等土特产，运到宁江洲的榷场与契丹进行交易。
    辽与西夏，也通过战争、结好、朝贡等形式相互进行着经济贸易。
    《契丹国志》卷二二还记载了许多民族与契丹交易的情况，居住在契丹屋惹、阿里眉、破骨鲁诸部落，每年除给契丹进贡“大马、蛤蛛、青鼠皮、貂皮、胶鱼皮、蜜腊”之外，还和契丹“任便往来买卖”。铁离部“惟以大马、蛤蛛、鹰鹘、青鼠、貂鼠等皮及胶鱼皮等物与契丹交易”。靺鞨“惟以鹰鹘、鹿、细白布、青鼠皮、银鼠皮、大马、胶鱼皮等物与契丹交易”；铁离喜失牵部“惟以羊、马、牛、驼、皮毛之衣与契丹交易”；蒙古里部“惟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与契丹交易”；于厥部“惟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与契丹交易”。契丹又设置榷场和西北各族贸易，高昌、龟兹、于阗、大小食、甘州人均是契丹的贸易伙伴。
    辽代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各族经济上的往来，促进了辽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使契丹商品走出其境，向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传播，甚至通过高丽传入朝鲜、日本，经过西域传入中亚一带，扩大了辽代契丹商业经济交往的区域。客观上促进了辽代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