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镇方面的研究
    有两本专著反映近年来江南市镇研究的总体水平。陈学文著《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出版），对该地区专业市镇结构及经济特色的描述，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市镇担负着沟通城乡经济交流的功能，它又是区域经济文化中心，沟通四乡经济和文化的桥梁。杭嘉湖一带的市镇勃兴，非常生动、典型地代表了江南城市化演进的轨迹。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对江南市镇的网络分布，经营规模及特色进行了分析，认为江南市镇间距分布合理，对沟通区域间的商贸往来有很大的便利性。富有特色的丝、棉、粮等专业市镇的兴盛，更吸引诸大商帮竞相涌入，促进其市场的充分发育。该书还对江南市镇的典型作了较详细的个案研究，为市镇研究作出一些开拓性的工作。马学强认为明清时期松江地区发达的粮棉种植、港口的兴起及船运业的发展，使流通领域异常活跃，谷物、棉布、船运不仅维持芸芸众生，也促成这一时期众多市镇的勃兴与繁荣（《明清时期松江府的经济特色》，《史林》1997年第4期；《明清江南港市初探：兼论上海港兴起的优越条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石锡兴探讨了无锡布码头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码头的形成带来了乡间市镇的增多，商品观念的增强，商业气息的浓厚（《无锡布码头述略》，《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吴仁安对著名的水乡古镇同里的历史沿革、经济、文化结构和社会风尚作了细致的研究（《明清以来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风尚探微》，《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其它论文有蒋正华《略论明清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的异同》（《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马学强、吴兴农《明清江南城镇房地产交易与地权转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三、市场、商业、商人研究
    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加快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步伐，然而，该地区的市场（商品、劳动力、资本等）发育依旧不充分，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突破简单的商品生产的结构，与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没有太大的背离。论及此看法的文章有李伏明《义利之辨：重农轻商与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兼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王翔《论江南丝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明清商业资本动向与江南丝绸业萌芽》（《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孙竞昊《明清江南商人资本市场结构与功能初探：兼析该地区财富形态的品性》（《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等。陈学文利用商业书有关记载来研究江南的商品经济，高度评价了江南发达的水运网在沟通江南和其它区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明清时期江南商品流通与水运业发展》（《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范金民、夏维中论述了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盛况及其互市、民间贸易两种形式，并根据江南的官局织机数和额定织机数及民机的实际生产能力，估算出明后期江南丝绸贸易的商品量（《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范金民还研究了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认为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在国内而不在国外，销售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各商帮均事经营。鸦片战争后受洋绸涌入影响，市场逐渐缩小（《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唐文起论述了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的运行规律，对该地区农具、粮食及纺织品市场作了概括性论述，认为从其交换内容、发育程度和地区分布来看，江苏地区农村市场基本上是按照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和政府的干预（《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农村市场简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1年第2期）。另外还有吴仁安《清代上海地区盐场述论》（《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6期），李斌《从碑刻资料看清代江南的假冒商标》（《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
    张海鹏等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对明清苏州洞庭商帮作了专述，该篇作者论及其形成、活动范围、经营内容及方式，认为灵活多变、善于创新是其成功之道。范金民认为，从明初，徽商即在江南活动，入清后，更为活跃，经营内容，如丝、棉、粮等无所不包；经营方式有独资、商伙制、合资三种；经营手段巧妙而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包括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动》，《货殖》第2辑）。瞿屯建也论述了徽商在江南的活动（《徽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
    四、社会阶层研究
    关于宗族：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一文认为清代及近代苏州义田的增多，受诸多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松弛，地主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捐田产为义田，利用宗族力量对抗外来压力，确保田产世代占有。义田的形式只是豪绅地主控制下的带有宗族血缘性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由它形成更为落后的封建土地关系（《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余新忠也认为绅宦家庭设立义庄，用宗族道法观念的渗透，达到控制社会和谋取自身利益的目的。义庄的设立，不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的持久的社会控制手段（《清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探讨这一问题的还有王日根《明清福建和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