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皇帝命令的抵制
    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另一直接有效的方式，即抵制、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竟当着使者的面将手诏焚烧，并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注：《宋史》卷282《李沆传》。）焚诏之举，表明毫无商量余地，也表明对宋真宗不妥当旨意的蔑视。又如枢密使杜衍“务裁侥悻，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宋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注：《梁溪漫志》卷2《学士不草诏》。）宋代政治体制中还专门有一制约机制，即封驳制度。知制诰、中书舍人、给事中、封驳司等，都具有封驳诏命的职权，比前代有大的发展。如“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驳。”（注：《长编》卷152，庆历四年九月甲申。）所谓封驳，即拒不起草、拒不颁行皇帝的旨意。
    封驳制的正常实行，显示了士大夫高度的责任心和顽强的斗争精神。靖康初，政局更新，封驳之举频繁。宰相唐恪对朝请大夫王仰说：“近来给、舍封驳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几差除不行也。君可语之。”晁说之听到传来的劝说之词，“笑而不答”，显然是不以为然。（注：《曲洧旧闻》卷6。）宋光宗时，中书舍人楼钥“缴奏无所回避”，皇帝也无可奈何，有所顾忌，“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注：《宋史》卷286《楼钥传》。）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语，目的在于为他将来官复原职做准备。宋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时相也来劝说更改，牟子才大义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皇帝、宰相竟无计可施，只得罢休。（注：《宋史》卷411《牟子才传》。）
    士大夫的缴诏封驳行为，制止了皇帝轻率或荒唐的旨意，避免了恶劣后果的产生，杜绝了更多的非分企图，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约束了皇权。
    五、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制约皇权
    制约皇权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危险。与皇帝相比，士大夫个人毕竟人微言轻，传统的忠君观念根深蒂固，大原则不可也无意更改，便想方设法，利用种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苏辙言：“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但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因而有史官之权：“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注：《栾城应诏集》卷11《史官助赏罚论》。）神权（天）、史官之权被宋代士大夫充分发挥，犹如尚方宝剑，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首先看对神权的利用。士大夫经常强化皇帝的敬神意识：“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达于郡邑，外此无大务。”（注：《江湖长翁集》卷21《高邮社坛记》。）敬神是天子的两大任务之一。神的代表是天，吕公著上书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注：《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癸未。）士大夫们还说：“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注：《宋史》卷48《天文》1。）。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变化，都是天神对皇帝的警示，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常常迫使皇帝为之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蠲免赋税，中止兵革土木，收敛荒淫等等行为。
    宋真宗后期“频岁蝗旱”，皇帝问翰林学士李迪如何救济？李迪说：“陛下东封时，敕所过毋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裁令加涂既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过往时几百倍。今蝗旱之灾，殆天意所儆陛下也！”巧妙地指责了宋真宗的荒唐行为。因推出了天神为助，宋真宗“深然之”（注：《宋史》卷310《李迪传》。），只得认罪。宋宁宗时，朝野对任用奸相不安，王迈在轮对时大谈“君不可欺天”，指斥宋宁宗“厚权臣而薄同气，为欺天之著”。宋宁宗深受感动，“为改容”。（注：《宋史》卷423《王迈传》。）宋代士大夫对天神权威的渲染，严重地威慑着皇帝，使其精神上承担着压力。绍熙二年十一月，朝廷正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忽然狂风暴作，大雨骤降，宋光宗“震惧感疾”，“自是不视朝”，（注：《宋史》卷36《光宗纪》。）从此精神失常。
    士大夫非常重视神权这一工具。当有人对宋神宗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时，老于世故的富弼深感忧虑，谓然长叹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是治乱之机，不可不速救！”立即上书数千言，竭力予以反驳。（注：《宋史》卷313《富弼传》。）破除迷信当然是正确的，但对当时而言，却是有害的。富弼说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道理：敬神畏天有利于约束皇权。
    史官之权同样使皇帝畏惧。史官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将其编成起居注、时政纪、实录，最终载入正史，传之千秋万代。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注：《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癸未。）在具体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来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宪主持陕西边防，邓润甫即上书道：“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注：《宋史》卷343《邓润甫传》。）宋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苏轼上书请求废除此法，其中说道：“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注：《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21《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
    皇帝富贵齐天，有生之年别无他求，唯希望青史流芳。对此，他们不能不顾忌，遂为史书所制服。宋太祖时，一位官员称有急事非时求见。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玩耍，紧急接见。但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大怒。该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宋太祖更加恼火，举斧砸在他嘴上，打落两颗牙齿。其人缓缓拾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宋太祖闻听立即换了副笑脸，并赐金帛表示道歉慰问。（注：《长编》卷1，建隆元年末。）又一日，宋太祖罢朝后坐在便殿，长久低头不语，从臣询问其故，才沉痛地说：“尔谓帝王行事容易乎？朕早来乘快指挥一事有误，史官必书之矣！”（注：《太平宝训政事纪年》卷1。）原来是做错事怕留恶名。淳化年间有一县尉上书言事不实，宰执竟欲定其“妄言”罪处治。宋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注：《曲洧旧闻》卷7。）恐史官载之于史，被后人斥为暴君。
    显然，史官之权是宋代士大夫手中的又一法宝，可威胁或激励、引诱皇帝，使其从谏、弃恶、扬善。皇帝也因此增强了自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