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理学大师朱熹曾对北宋新儒们有过一番议论，他说：“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敦颐）、程（颐、颢），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觏）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复明于世故也。”（注：《朱子语类》卷80，《解诗》。）朱熹又曾列“近世以学名家”者有胡瑗、欧阳修、司马光、苏氏父子、程氏兄弟诸人，又列“本朝儒学”者有欧阳氏、王安石、苏氏父子、胡瑗、程氏兄弟、孙复等人，（注：朱熹：《晦庵集》卷74，《策问》。）都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中的代表人物。
    但是，变革时期的思想交锋是如此激烈，以致表现为政治上的“党争”不断。南宋邵伯温论北宋诸次党争，认为仁宗时“吕（夷简）、范（仲淹）之党，为范者皆君子，为吕者皆小人”，而元祐时“群贤毕集于朝，贤者不免以类相从。……元祐之所谓党，何人哉？程曰洛党，苏曰蜀党，刘曰朔党，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轧，此小人得以有辞于君子也”。（注：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20，《诸君子自分党》。）当然我们不能赞同邵氏关于“君子”与“小人”的界定，但在笔者看来，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之争，是新儒与旧儒之争，而元祐洛、蜀、朔三党之间的争执以及他们此前共同与王安石学派的对峙，乃是新儒学内部的斗争。儒学复兴运动在激烈的政治、思想交锋中不断演化，孕育其中而影响深远的理学，也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