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代的宦官对配偶亦有许多要求，并非不加选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重视门第。在碑志资料中有大量宦官炫耀妻族门第如何高贵显赫的记载，就是这种择偶观念的反映。如杨志廉夫人刘氏的墓志开首就点明，“其先系于累，昌于夏。洎留秦而复姓，亦得汉而命国。庆流厥后，代生贤明。”（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 ）意为其家是汉朝刘氏之后裔。刘渶润妻的墓志云：“夫人弘农杨氏”（注：《唐代墓志汇编》下册。）。是说她家为汉代杨震之后。如果说这种记载是有意攀附之嫌的话，那么唐肃宗将旧士族元氏之女指配给李辅国，则完全是出于元氏门第高贵的缘故。中层宦官也颇重视门第，如武自和之妻姚氏，系“衣冠盛族”（注：《全唐文补遗》第2 辑《唐故朝仪大夫……武府君墓志铭》。）。一些宦官由于地位不高，无法同衣冠之族联姻，虽然与平民之家通婚，但通常都选择门清良善之家，还未见到与贱民家庭通婚的记载。唐代宦官娶妻重视门第，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反映。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当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后，亦不免随波逐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宦官的特定身份，不管其政治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并不将他们视为高门盛族。歧视宦官的社会观念依然存在，所以与其通婚的很少有真正的门阀士族（李辅国之妻元氏只是一个特例），充其量只是一些新进的官僚之家而已。上引志文说他们的妻族是“名家”、“盛族”，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拔高，并未得到社会公认。
    其次，重视女方的德行贤淑。如要求配偶“德行温厚”，“柔顺淑德”，“令淑昭著”，“温恭允塞”等，这是一般地总的要求。具体而言，则要求配偶必然具备以下条件：（一）能恪守妇德，最主要的内容便是三从四德。《内侍陈忠盛神道碑》云：“夫人上谷县君成氏，四德无亏，三从罔失”；孙荣义夫人郭氏，“克恭妇道”；李敬实夫人周氏，“妇德有闻”。对于这一点，几乎在已发现所有宦官夫人墓志中都有提及，可见这是宦官对配偶的普遍要求。（二）能操持家务，赡养教育子女。仇文义夫人王氏墓志云：“及先夫下世，未亡主家。以严谧居高堂，以礼乐诲诸子。三徒成教，百虑是图。是以器用赀物，不丧其旧；男仕女嫁，各有其荣”。可见王氏对家庭事务几乎无所不管，甚至连其子的仕途也要过问。这是丈夫已亡故的情况。在丈夫健在时，则要求宦官配偶“母仪必备，训导有方”（注：《全唐文补遗》第1 辑《大唐故军器使……李府君（敬实）墓志铭》。），有“宜家之美，劝义之明”（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第2辑《南阳乐公夫人（成氏）墓志铭》。），即操持家务，教育子女。（三）孝敬公婆，恭勤妇礼。宦官乐辅政之女嫁给姜氏，这也是一个宦官家庭。乐氏之女到夫家后，“奉巾栉以贤和，褒成妇德”（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第2辑《南阳乐公夫人（成氏）墓志铭》。）；刘奇秀妻骆氏，“见奉上之心，知孝敬之极”；乐辅政之妻成氏，“夙奉姑事，勤于妇节”。最典型的是马公度妻王氏，她到马家时，“沛国太夫人荣于高堂，八十有一。夫人每柔色以温之，怡声以悦之，至于造请话言，未尝不启沃尊旨。”
    再次，容貌、年龄也是宦官择偶时考虑的一个因素。高力士之所以选择吕玄晤之女，主要是因为其貌“国姝”。宦官韦某之妻宋氏，“姿容婉婌”；杨玄略之妻窦氏，“凝姿迴秀”；骆明珣夫人焦氏，“蕴嘉柔之姿”。可见宦官对配偶姿容之重视。至于要求女方青春年少，前面已经略有论及，就不多费笔墨了。此外宦官还要求配偶从一而终，在丈夫死后要守节，不能改嫁，这种情况在碑志资料中有大量地反映。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时代，妇女的贞节观并不强，社会上改嫁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宦官却坚持要求妻子不得改嫁，说明其婚姻观更趋于保守性和封闭性。
    除了这一点外，唐代宦官的婚姻观和当时世俗的婚姻观并无根本的差异；除了夫妻生活问题和子女一般是收养之外，其家庭结构也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就说明唐代宦官婚姻是稳定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构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些特点，不妨把同样是宦官势力强大的东汉、明朝与唐朝作一简单的比较。在古代，宦官与宫女结成临时伴侣，以慰深宫寂寞，称之为“对食”、“菜户”。在汉、明两朝，此风甚盛，以至“内中宫人鲜有无配偶者”（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有些高级宦官亦在所难免，如明代权阉魏忠贤就与客氏结成了“对食”关系。而在唐代，虽不敢断言绝无此种现象，但确实未见到相关记载，至少说明还没有形成为风气。在东汉，“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注：《后汉书》卷58《周举传》。）说明宦官强迫夺取良家民女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唐代却是以礼婚娉，没有见到宦官强娶豪夺的记载。明代曾规定，严禁宦官娶妻，违者处以剥皮之刑，虽然仍不免有宦官娶妻纳妾者，却是非法的。这一切均证明，汉、明两朝不及唐代的宦官婚姻那样稳定、普遍，且具有合法地位，因而无需建立“对食”关系或采取种种不法手段。这些明显的差别，使唐代宦官婚姻的特点更加突出。
    清代学者赵翼说：“内监多有娶妻者，浣濯风饎之事，亦所必需，不必尽如《双槐岁抄》所云‘此辈男性犹在也’”。（注：《陔余丛考》卷42《内监娶妻》条。）这种看法虽比《双槐岁抄》高明，却未必全面，因为上述这些事务奴婢完全可以胜任，不一定要通过婚娶来解决。可见，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宦官曾经是正常男性，当了宦官以后，虽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宗法观念压力下，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便开始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宦官娶妻虽无夫妻之间的男女之实，却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满足感。唐代宦官魏孝本在死了前妻之后，又死去了养母，家中无有女主人，于是“临丧娶于骆氏夫人，以绍风教”（注：《全唐文补遗》第3 辑《唐故殿前高班……魏府君墓志铭》。据志文，魏孝本40岁时娶骆氏，次年死，故其一定还有前妻，只是志文疏于记载而已。）。魏孝本临其母之丧而迫不及待地娶妻，理由是“以绍风教”，可见宦官有家有妻的观念是多么强烈。宦官娶妻养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有妻有家的愿望，同时也想与其他正常男性一样能够传宗接代，使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财产能得以继承，这是其娶妻养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们除了养子外还要养女，凡是朝官拥有的特权，他们也都同样力争拥有。如封妻荫子，承袭爵位，参与决策，控制军权，兼并土地，营建府宅等，无不全力争取。掌管国学，教授徒众，历来是士大夫的专职，宦官也要染指，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国子监的原因所在（注：《旧唐书》卷184 《鱼朝恩传》。）。国家南郊祭祀，历来不许宦官参与，在唐昭宗时也被他们争得了身具朝服参加大典的权力（注：《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宦官阶层的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首先解决婚姻问题，因为在古代，男子视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为第一要务，宦官们如何肯甘心落于人后？此外，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这种婚姻关系产生并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