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造纸及印刷业
    西夏的造纸与印刷业比较发达，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有大量的西夏文献，1963年研究人员把写本页边和个别残片上取下来的纸，送全苏制浆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实验室进行化验，然后得出10件纸样的分析数据[22]，尽管这些纸簿厚、颜色、质量、纹路不尽相同，但所含成分却是一致的：（1）亚麻和棉花的破布纸浆；（2）含大麻纤维和亚麻碎布纸浆；（3）棉花破布纸浆。这些化验表明，西夏主要用破布造纸，正如西夏文辞书《文海》所指出的，“此者白净麻布树皮造纸也”。在内蒙古黑水城还发现了大量的中原纸，但都是12世纪前30年代的，说明12世纪30年代后，即西夏国的后期，主要使用自己生产的纸。
    西夏的印刷业可能是从印施宗教文献开始的，现存最早的西夏汉文刊本为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刻印的《夹颂心经》，该刊本为经折装，折面8cm×17.5cm，文面8cm×13.5cm，系佛教徒陆文政私人发愿刻印。
    不论宗教文献还是世俗文献，其印刷方式不外乎活字与雕版两种。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方塔出土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内有9册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蝴蝶装，200余页，约10万字。据研究，该刊本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墨色浓淡不匀，背面透墨深浅有别；字型大小不一，笔法风格各异；个别版心线漏排；另外，《本续》卷五汉字页码“二十二”、“二十九”中的“二”字，《解补》第七页的“七”字均倒置。还有字行间有隔行夹片印痕等等，这些都是活字印刷的特征，隔行夹片印痕还说明了不仅是活字，而且还是木活字。
    俄藏黑城西夏文献中，有本书字行排列不均匀，有些字歪斜得厉害，这种歪斜不可能归咎于刻工的粗心或手艺不高，很可能是活字印刷本[23]。
    近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新华乡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印深浅有别，有的字高于平面，有的字体肥大，所以印墨厚重，并有晕染现象，经背透墨也很明显。有的字体歪斜，还有的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轻一半重”。显然，该印本为活字本。同时，“有的笔画生硬变形，竖不垂直，横不连贯，中间断折，半隐半现，体现了泥活字印刷所具有的特点”[24]。
    1973年英人格林斯塔在印度出版的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收录《维摩诘所说经》，日本学者西田龙雄指出，该经印制粗劣，字体大小有别，应是初期阶段的泥活字版[25]。武威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与西夏文大藏经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可能是同一种泥活字版印本。
    在我国古代印刷史上，虽然公认泥活字为北宋毕升发明，但没有保留下任何实物，木活字过去一般认为是元代王桢创制。西夏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与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不仅为宋夏时期的泥活字印刷找到了实物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把木活字印刷整整提前了一个朝代，这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活字印刷在西夏并不普遍，普遍而具有主导地位的印刷仍为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大致分官府、寺院、民间三个系统。官府刻印即由专门的刻字司及各类教育文化机构组织的刻印。乾顺正德六年（1132年）版西夏文辞书《音同》跋曰：“今番文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等为首，雕版流行于世。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感之。义长见后，于心不安，故仔细校勘，虽不类归本杂乱之多，然因眼心不至，有疏略不妥处，智者莫嫌。正德壬子六年十月十五日完毕。”由此可见，刻字司至少在正德六年前就已设立。
    由刻字司施印的书籍还有《类林》、《圣立义海》、《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类林》卷四末尾记有“乾醖癸丑十二年（1181年）六月二十日刻字司印”。《圣立义海》卷一末尾刻“乾醖壬寅十三年（1182年）五月十日刻字司重新刻印”字样。此外，像《天盛律令》、《贞观玉镜将》等法律文献，也必然由官府刻字司刻印。
    寺院刻书在西夏印刷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前述1073年由佛教徒陆文政发愿印施的《夹颂心经》，很可能由寺院勘刻。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寺院刻印早在1073年就已经开始，此后又有大安十年（1084年）由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散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贺兰山为元昊离宫和皇家林苑所在地，这里皇家寺院林立，其中贺兰山佛祖院规模最大，它曾组织刻印了全部汉文《大藏经》，即所谓的贺兰山佛祖院《西夏藏》。寺院刻书在文物考古中也得到了证实，1990年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了2000余块西夏文佛经木雕版残块，毫无疑问，宏佛塔所在的寺院，是西夏一个重要的佛经印施点。
    民间刻印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由个人出资雇人勘刻，如著名学者梁德养收集编纂的《西夏谚语》，是在褐布商人蒲梁尼的赞助下，于乾醖十八年（1187年）雕版印行的。另一种是民间刻坊刻印。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刻坊书贩常常私刻一些盗版书，如前所引，刻字司刊布《音同》后，一些刻工印匠“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就属于这一类型。
    西夏印刷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勘印的数量上，据60年代苏联出版的《西夏文写本与刊本目录》统计，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已考订出405种、3000余件为西夏文本，其中刊本1200余件，尚未考订者还有5000余件[26]。印量最大的刊本为国主、皇后发愿施印的佛经。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孝为纪念曹太后“周忌之辰”，发愿印施“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放印造番汉共二万卷”。乾醖二十年（1189年）为仁孝登极50周年，特刻印散施夏、汉《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0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5万卷[27]。
    世俗著作印量虽小，但种类繁多，有译自汉文的《论语》、《类林》、《孙子兵法》、《黄公石三略》等，有《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同音》、《杂字》等辞书，有《西夏诗集》、《新集锦合辞》、《月月乐诗》等诗文集，有《圣立义海》式的百科全书，还有《天盛律令》、《猪年新法》、《贞观玉镜将》等法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