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石裨史”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杨守敬（1839-1915）独特的治学方法之一。杨守敬主张：“金石文字，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注：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自序》。）他深知金石之学“关于史学者甚巨”，于是“心动不复能自主”（注：杨守敬：《激素飞清阁碑目记》。）。“每有所得，必为之考证”（注：杨守敬：《壬癸金石跋序》。）。
    一、考释金石文
    杨氏治金石学，首先是对金石文做一些基本的考释工作。
    1.考释真伪。如：
    《壬癸金石跋·魏三体石经残字跋》：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谓：熹平四年，汉灵帝诏诸儒“为古文、篆、隶三体”石经。范氏“误以三字石经为汉，以一字石经为魏”。后人多袭此说。杨守敬针对这种情况，对三体石经作了缜密的考证。杨氏认为：“自来考古经者，知汉有五经、六经、七经之分，不知三字经只有两经（指《尚书》、《春秋左氏传》二部。--笔者注）。若以三字为汉，而谓汉只两经，可乎？此亦三字为魏刻之确证。”考释了此碑为魏时无疑。杨守敬还进一步论证，此“碑字绝不似伪作”。
    《壬癸金石跋·汉建初买地玉券》云：“‘百步为亩’，人皆知之；‘二百四十步为亩’，人罕知之。此券若以古亩百步计之，当得十五余亩。此二十三亩有奇者，本汉制也。于此益足征此券之真，非作伪者所能臆造者。”杨守敬依据汉朝的田制，考查买地玉券的内容，证明了此券的真实性。
    《壬癸金石跋·古鉥跋》：杨守敬首先考释了古鉥的内容，然后进行总结：“合而释之：为古国，‘将’为之将官，‘洰’是其名，‘传’是其所掌，如《周礼》‘行夫’之职。”最后又提出自己的见解：“惟所见古鉥无如此之大者，与‘行夫’小官不合，疑不能明，姑释所见以俟知者。”杨守敬考释金石文，遇到“疑不能明”的情况时，是“姑释所见以俟知者”。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杨守敬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2.考释正误。若前人考释金石文有误，则立即指明。如：
    《壬癸金石跋·魏潘宗伯李苞造桥题名跋》：宋代晏释为“太和六年”，即景元四年之前三十一年。而《两汉金石志》谓：魏太和是“太”，非“泰”，即在景元四年之后七年。钱大昕又以“泰”“太”相通释之。杨守敬认为钱释是而晏释非，并从三个方面对晏氏的观点予以反驳：“晏氏称此题在石门之南崖，是磨崖而非琢碑。今观潘宗伯一行，其下方已偏近石之缺处，故其字缩小亦渐斜于左方。当因先景元之题，故如此。若先无题字，则当居中书之，何用偏侧？此一证也。晏释谓自‘此’字下三字亦不可识。今谤审‘此’字下是‘石’字，‘石’字下尚有‘木’旁，当是‘桥’字。再一下字则不可臆度耳。是知景元开此道，而行人尚艰于跋涉，故复造此石桥以利之。若其道未通，何庸造桥？此二证也。李苞将二千人治此道，非同小役，故云‘始通此阁道’。若先有太和之造桥，则不得言‘始通’。此三证也。”这都是言晏氏考释金石文之有误。
    二、考释历史
    清代历史学家王鸣盛曾经指出：金石之学应以“考史为要”。杨守敬就是这样一位以“考史为要”的金石学家。
    1.考释官制。如：
    《壬癸金石跋·隋太仆卿元公墓志跋》云：“《志》所称官制，大抵与史同。唯其高祖素，为内都大官，而不见《魏书·官氏志》。而元公所历之官，如‘左给事中、士主寝、掌式司御少驾部’，亦不见《隋书·百官志》，盖史略也。”此言北魏、隋朝官制，并指出某些官名为正史所未载。
    《壬癸金石跋·齐乞伏保达墓志跋》云：“保达所历之官，并与史合。又云：‘诏赠太将军、颍川太守、齐昌镇将。’《隋志》于后齐不载镇将之官，至隋始著之，当以齐时无常制之故，亦犹‘行台’置于魏、齐，而隋代及著其秩。”又《壬癸金石跋·阳瑾碑跋》：“考‘行台’置于魏、齐间，其父为幽州道行台待郎，而不著其朝代。”杨守敬根据《齐乞伏保达墓志》及《阳瑾碑》考释了“镇将”、“行台”之官在隋和隋以前的设置情况。
    2.考释文物典章制度。如：
    《壬癸金石跋·汉洛阳武库钟跋》云：“至于钟之诂训，《说文》只酒器一义。而《左传》‘昭三年’，有‘豆、区、釜、钟’。《孟子》‘养弟子以万钟家’语。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皆量粟之名。《左传》‘襄九年’注：‘六斛四斗曰钟。’《小尔雅》：二缶曰‘钟’。注：‘八斛也。’《淮南子·要略》：‘一朝用三千钟赣。’注：‘十斛。’是古者钟量之制不一，故‘易侯钟’容十斗，重八斤；此钟容十六斗八升，重六十八斤也。”从上我们可知，钟为酒器或量粟器。钟量之制有不同，有六斛四斗钟，有八斛钟，有十斗钟，还有十六斗八升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