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四点之召五王入朝，说是杨坚所为，恐怕是误会。《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四“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年）五月”记载：“坚恐诸王在外生变，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为辞，征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周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和《隋书·高祖上》均无此记载，不知《通鉴》有何根据。《周书·赵僭王招传》记载：“（大象）二年，宣帝不豫，征招及陈、越、代、滕五王赴阙。比招等至而帝已崩”，正说明征召五王入京者为宣帝无疑。《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记载：“大象元年，他钵复请和亲。帝册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二年，始遣使奉献，且逆公主。”《周书·宣帝》也记载，突厥入朝迎娶公主在二月；而且，五月宣帝驾崩，国丧期间决无下嫁公主之理，杨坚不可能出此掩耳盗铃的下策召五王入京，适足激成其变。但是，从五月二十二日宣帝召五王到六月初四五王入京，似乎时间太长。《隋书》卷五十四《崔彭传》记载：“及高祖为丞相，周陈王纯镇齐州，高祖恐纯为变，遣彭以两骑征纯入朝”，崔彭计擒陈王入京。这段记载似乎有所夸张，难以尽信。五王未及时入京，杨坚恐其生变，遣使催促，或许有之，但其详情已不得而知。我以为五王并非被杨坚诓骗到京城的。
    实际上，五王直到六月初四才齐集于京城，这时宣帝都死了十来天，杨坚也已上台，他们不但无计可施，而且一旦回到京城，简直就是羊入虎口，自身难保。故隋文帝制造冤案，诛杀五王，发生在其掌握北周政权之后，与宫廷政变没有直接关系。
    宣帝暴卒与其极度纵欲荒淫的生活正相符合。完全没有理性的行为，对他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死前一年，他也曾突然想起要到洛阳，当即启程，令四位皇后并驾齐驱，自己骑驿马奔驰，见到哪位皇后落后，即加谴责，一日驱驰300里，人马劳顿，颠仆者不绝于道。此次发病，起因也是半夜出游。如此癫狂成性，不暴卒倒是应该做科学研究。
    对于判定宣帝有没有被谋害的另一关键，是当年宫廷政变的性质。宣帝生前猜忌施暴，搞得人人自危，其凶残程度，非当时暴君所能比拟。唐太宗曾经和魏征对北齐后主和北周宣帝做过十分有趣的讨论，比较其优劣，魏征认为：“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懦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灭亡。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注：《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第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也就是说，齐后主其实是色厉内荏，而周宣帝才是货真价实的暴君。这么一个暴君，对宫中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杨坚根本没有自己的人马来诛杀宣帝，他能够辅政，全靠宫中一班机要官员的力量。
    刘昉、郑译乃至杨皇后，希望的只是杨坚辅政而已。杨皇后后来知道其父图谋篡周时，曾表示反对，这是史有明文的事实。就刘昉和郑译而言，他们发动政变，也决不是要将权力拱手让给杨坚，而是企图自擅朝政，所以，他们打算推杨坚为冢宰，而以郑译为大司马，掌握军权，刘昉任小冢宰，为杨坚之副贰。在北周六官制度里，冢宰虽居六官之首，但若不总摄百官，特别是掌管兵马，则与其他五官并列，周武帝诛宇文护后，冢宰名重权轻，（注：参阅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二《天官府第七》上册，第34页。）故郑译和刘昉的人事安排，乃是效周武帝故智以架空杨坚。由此即可明白，为什么杨坚夺取权柄后要迅速起用李德林、高熲等自家人马，清除刘昉、郑译等人势力，从而将辅政之争转变为篡周斗争，彻底改变了这场宫廷政变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生了两次政变。而在夺取朝政的斗争中，作为周宣帝心腹的刘昉、郑译等人，虽然篡改了宣帝对将来的人事安排，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权势地位，却根本不会同意并介入杨坚暗害宣帝的行动。没有他们的同意，杨坚没有兵卒，根本不可能贸然弑君，自取灭亡，更何况宫中还有颜之仪与宦官等敌对势力存在，杨坚能争得辅政地位已是万幸。
    当初，刘昉、郑译召杨坚入宫辅政时，杨坚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满心疑惧，硬着头皮进宫，在宫中永巷东门遇到术士来和，如逢救星，急忙问道：“我无灾障不？”（注：《隋书》卷七十八，《艺术·来和传》。）那付狼狈相足以说明杨坚当时在宫中有多大的能耐了。
    杨坚上台的过程及当时内外形势，均不能支持隋文帝弑君说。
    二、隋文帝被弑说考证
    隋文帝为其子炀帝所弑，几乎是众口一词、言之凿凿的事实。然而，这一猜测出现的时间相当晚，且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疑团重重，试做检验。
    隋文帝平陈以后，志得意满，加速了专制集权的进程。到其晚年，三省长官及要害部门都掌握在皇室与少数弘农杨氏手中。（注：参阅拙文《隋文帝时代中央高级官员成分分析》（《学术月刊》1998年第9期）及《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他本人则锐气日消，越来越喜欢听颂声，享清福。特别是杨素为其修建的仁寿宫，成为他晚年修养的去处。从开皇后期以来，文帝夫妇已经很难离得开舒适的仁寿宫了，几乎每年开春，他们总要到仁寿宫去。我们从开皇十七年（597年）起略作回顾：是年正月一过，他们就动身前往仁寿宫，一直住到秋高气爽的九月才回到京城；翌年同样也是从二月住到九月；而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到仁寿宫后，干脆一直居住到翌年九月；只有仁寿元年（601年）未见前往仁寿宫的记载。可是，仁寿二年（602年）三月，文帝夫妇又动身到仁寿宫去了，可这年，独孤皇后在仁寿宫去世，害得文帝没心情，翌年整年都没有去仁寿宫。这时的隋文帝早已是政治上的独裁者，既是孤家寡人，也是耆耆老人，政治上缺乏理性的专制行为大多是在仁寿宫决定的，仁寿宫已成为这时期政治的中心舞台。因此，所谓文帝被弑案自然也发生在这里。
    大概出于对政治紊乱的担忧，或者是对文帝年纪身体的顾虑，仁寿四年（604年）正月文帝准备再度前往仁寿宫时，术士章太翼再三劝阻，直言道：“臣愚岂敢饰词，但恐是行銮舆不反。”（注：《隋书》卷七十八，《艺术·卢太冀传》。）文帝大怒，把章太翼抓进牢房，准备从仁寿宫回来，证明章太翼所言虚妄后，将他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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