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疏》卷十二《户婚律》云：
    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以长，不以长者亦如之。
    疏议曰：立嫡者本拟承袭。嫡妻之长子为嫡子，不依此立，是名违法，合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谓妇人年五十以上不复乳育，故许立庶子为嫡。皆先立长，不立长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依令：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无后者为户绝。
    按：这一段疏议已将宗法制度精髓大体道出。首先考虑的是立嫡子，无嫡子则立嫡孙，无嫡则立嫡之母弟，无嫡之母弟则立庶。立嫡为重，立长为重，程瑶田《宗法小记》（注：《清经解》卷五百二十四。）谓“宗道”即兄道，那是说得很对的。李唐律令的贡献，一是明白地规定用法律保障立嫡，对违法者要处以刑罚；二是明白地限制立庶的前提是“嫡妻年五十以上”而无子。妇人年五十而无子，则终其一生难以有子矣。嫡妻年五十而无子，则立嫡殆无可立矣。“立嫡者本拟承袭”，立嫡既不可能，为传承大计，不得不立庶矣，因为庶毕竟还是自家子孙，同宗同一血统中人。倘若并庶亦无，则无后为户绝矣。
    又按：《律疏》卷四（属《名例律》）最后一条律文之下有一段疏议说：“依令，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无嫡子，立嫡孙。”此下文字与上引卷十二疏议“无嫡孙”句下全同，又云：“若不依令文，即是以嫡为庶，以庶为嫡。又准令：自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合者。若违令养子，是名违法。即工乐杂户当色相养者，律令虽无正文，无子者理准良人之例。”这里提出了养子继承本宗的原则，即“听养同宗于昭穆合者”，不得违令养子。此原则，对于工乐杂户等人家也是适用的。当然，“违令养子”与“以嫡为庶，以庶为嫡”，都是违法的（违令违法性质相类）。
    《律疏》卷十二记下了唐代养子的法令条文：
    （1）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养女杖一百。官户， 各加一等。……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
    疏议曰：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若有百姓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良人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谓养杂户以下，虽会赦，皆正之，各从本色。……
    （2）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 若自生予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
    疏议曰：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养女者不坐。其小儿年三岁以下，本生父母遗弃，若不听收养，即性命将绝，故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如是父母遗失，于后来识认，合还本生；失儿之家量酬乳哺之直。
    今按，由上引《律疏》可知唐代社会养子之法，普遍奉行“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这一原则之外，还有贵贱“各从本色”、既蒙收养则不得随意割舍这两项原则，还有收养异姓男的规定。如此，养子之法一是限于同宗中昭穆相当者，二是限于同一阶级阶层，三是收养之后非收养者不愿留养或被收养者本生父母无子，不得终止收养者与被收养者的关系，四是收养三岁以下异姓男不算违法，异姓男可以改从收养者之姓。概括而言之，一是同宗性，二是阶级性，三是稳定性，四是权宜之计有限性。前两者为主为重，第三者为辅，第四者为次为轻。同宗而昭穆相当，是血统伦常不变的基本保证。各从本色，则是保持贵贱身分不变的措施。养子要求同宗而昭穆身分相当，自是门阀制度的继续。养子而要求法律保障其稳定性，也是维持门阀制度的需要。但如同宗无子、无昭穆相当者，则收养三岁以下异姓男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性办法。无论是维持门阀制度的措施，还是作为权宜之计的补救性办法，都是宗法社会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门阀与宗法，其观念与制度显然都是相类相通甚至相同的。异姓男被收养而改从养父之姓，或者还本生之家，难道不都是宗法的要求吗？
    《律疏》卷十二又云：“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此处所谓“继入后”，即后世所谓“过继”；从被继者的角度言之，即上文说的所谓“养子”。惩处“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可见唐人对宗法制度重视的程度，决不在历朝之下。
    宗法与丧服关系最为密切，唐代丧服制度是唐代宗法的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请于后文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