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在思想、情感上煽惑仇恨，在责任、职守上督导严责，属下滥施暴力后却多方恕谅、宽宥，后来者基于“忠党”之心、守土之责，会前赴后继，大胆效尤，可想而知。
    由上可知，蒋介石虽然不是战后政府暴力的幕后指使之人，却脱不了间接煽动和纵容的幕后推手的干系。 
    蒋介石处理暴力事件的智与不智
    作为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组织的最高独裁者，不管蒋介石如何痛恨民盟等中间亲共的势力，至少在战后这一阶段，他并不希望发生此种未经批准和持续爆发的极大损害国民党形象的政府暴力事件。故就此点而言，这些事件或惨案的发生，明显地反映出蒋对部属的指导和对事件的处理即使在技术层面上，也有问题。
    为什么蒋并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呢？比较蒋介石和其亲信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在处置上述事件时存在着颇多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情绪不稳，造成指示混乱
    如上述3月23日和6月5日关于对民盟骨干张奚若、闻一多、罗隆基等，“不必姑息”，“应施打击”的指示，就明显地存在着旨意不明，极易引起下级误读的情况。
    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常常喜欢在文件中使用“打击”两个字，用以表示一种对敌斗争的坚决态度。但其具体涵义却不甚清楚。像蒋指示各部门“通力合作打击敌人和反动党派”，“用奸党自己的方法打击他自己”，和“以宣传对宣传，予共党以打击”等，其实都不含直接使用暴力伤害或消灭的意思。(101)但不少国民党人对此一用语的理解，却颇极端。前述在“联秘处”负责处理回复地方请示电文的万亚刚就注意到，一个“可予打击”的批复，在他们撰文者认为只是“以强硬手段驱散群众”和抓人治罪等等，而地方当局却可能理解为可以“打击”出人命来。(102)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含有激烈用语的训话或指示，有时又是在蒋心情不好，愤激操切，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出的，与其本意未必完全一致。如前述2月27日周恩来向蒋申诉中统特务捣毁新华日报社营业部问题，蒋对周发火，讲出较场口流血流得好之类的话，事后蒋亦自知当时情绪失控，“不能自制”，但传达的信息已无法收回。(103)同样，像3月23日蒋所表达的应予张奚若、闻一多等以打击之类的话，是对西南联大党团干部讲的。事后蒋也承认当时“言之操急，自知失态”，但旨意已经表明，影响即已发生。类似的情况在这段时间因多次发生，场合各异，以至于蒋在反省录中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一段时间以来讲话“屡多愤激操切之语，应慎之”。(104)
    除对自己的脾气常常难以控制，不时会讲出过头话外，蒋有时还会发出自相矛盾的方针和指示。如前述6月5日蒋在中央情报会议上明确指示应“打击”民盟骨干人员，7月3日又指示，对中共及民盟等应“采取被动还手政策，我不先放枪，若彼放一枪，我即放二枪，若彼动拳，我即动脚”。(105)这两个指示明显有些矛盾，注意到霍揆彰刺杀李、闻的借口是对方“蓄意作乱”，可知他们已经自认为是“被动还手”。(106)
    (二)疑忌过深，导致决策偏颇
    如前述蒋对“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下关事件和李闻惨案四案之最初判断，几乎全部错误，除较场口案可能预先了解外，其他三案都是事后进一步多方了解，才发现误判了情况。造成误判的原因，最初当然是地方党政军特谎报所致，但蒋情感上和观念上认定一切有损国民党形象的坏事都和共产党煽惑、操纵有关，这种思维定式无疑是最关键的原因之一。
    国共两党相互疑忌仇恨，在当时条件下很难避免。因疑忌仇恨，将对手妖魔化，遇事容易马上联想到对方，并且一定会把对方往恶处想，也属常态。但问题是，同为国民党人，不少国民党干部对事情的判断，却往往会比蒋介石要准确和客观一些。
    如“一二·一”惨案发生次日，蒋介石日记中马上就认定是“共党又利用青年威胁群众罢课，致死数人”，并感叹“共匪必期使我民族于万劫不复矣”，毫无对问题之检讨和分析。而同一天王子壮在日记中却注意到与蒋介石很不同的情况，并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他写道：“此事无论背影[景]若何，军警糊涂，首应负责。盖民心愤慨，反对内战，已为普遍现象……在此时机，不能认为反内战即为共党……放枪示威，已表示其无识，以后是否共党利用机会以投弹，则为次要。”(107)外交部长王世杰更是在日记中马上认为问题出在李宗黄和关麟征身上。认为：昆明学潮即使有共产党操纵，“学生被人投手榴弹而受伤致死”，也是“当地政府及军事人员(关麟征、李宗黄等)张皇操切”所致。(108)比较蒋同一时间的日记，不难了解蒋之判断受主观偏向影响之深，远不如其部属中一些人看问题冷静和全面。
    同样，对较场口事件，蒋介石显然接受了重庆当局的看法，认定是本地国民党员受政协决议刺激过大，自发行动与民盟等庆祝者发生冲突的结果。(109)但预先并不了解情况的王世杰却马上判断出，这其实是一次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他在事件发生次日的日记中说明：较场口事件，是“党外人士欲于较场口开会以庆祝政治协商会议之成功，本党市党部方治等则欲与之对抗，结果遂致互殴”。(110)
    又如下关事件，蒋介石在第二天听取汇报，也是简单地相信南京地方当局的报告，认定为自发事件，即“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然而，在6月23日事情发生的当晚，唐纵已经看出这是国民党人有组织的行动。他在日记中直言道：“此又是一幕忠党行动。”(111)第二天国府党政小组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对下关事件“究为何人所主持，大家都惊讶不已”。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并没有去追究何人主持，而是马上认定了其正当性，“主张扩大行动，并推定人负责指挥次一行动”。(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