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较场口事件，蒋除在事发次日简单询问了重庆市警察局长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和处置，而是马上飞赴上海，和夫人共同安置上海的洋房去了。以后两周时间，因没有死人，加上蒋认定国民党人占理，基本采取不予过问的态度，结果是较场口冲突双方利用报刊舆论一直争吵不断，影响极为恶劣。
    对下关事件，当时蒋人在南京，故次日上午即已了解，因事发首都，有碍国际观瞻和易引发舆论抨击，他隔日即已着手处理。正是因为蒋及时制止了党政官员进一步以暴力应对事变的决策，事件得以迅速解决。可见，蒋若能及时作出反应，迅速灭火，不仅流血事件不致扩大，而且在舆论上也不会引发对政府的持续抨击言论。
    但对李闻惨案，蒋的反应又是慢了多拍。7月11日李公朴被害后，民盟及各方舆论已经在频繁举行活动和高声抗议了，霍揆彰13日报告蒋，但蒋连续5天都没有关注。(125)7月15日闻一多又被害，卢汉、陶镕等云南党政警部门负责人等也均有急电给蒋(126)，但蒋迟至17日才了解情况，并开始做出反应。
    查此一周左右的时间，蒋前几日虽然也在处理军政要务，却没有理会过李公朴被暗杀之事。随后他于14日上庐山避暑，游玩两日，很少处理公务，因此至17日才关注到这一事件。而引起他对事件渐次重视的原因，多半还不是闻一多被杀，而是因为得知昆明美领馆公然介入该事件，收容民盟诸教授，这让他备受刺激，也因此才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127)
    由上可知，两次昆明惨案的发生及其恶化，身为政府最高首脑和具有独裁地位的蒋介石，即使在事务处理的技术层面上，也负有极大的责任。1945年11月26日昆明学潮发生后，蒋如果能够早些介入和解决，就不至于再发生“一二·一”惨案；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被害后，蒋如果能够马上重视并着手调查，闻一多也不会进一步被杀。
    其实，蒋介石虽一向競競业业，日理万机，却因事无巨细样样要管，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和看不过来的文件。但蒋又习惯大权独揽，事事都要亲自过问或研究，下面干部的请示或呈文得不到及时的答复和指示，又不能不处理，自然也就有了越权和做错的可能。尤其是1944年以后，蒋因主要致力于军事外交事务，加以精力体力均不如前，与夫人休息游玩的时间较前为多，“以致许多公文均无暇批阅”，处理公事愈少(128)，由此引发的问题自然也就愈多。(129)蒋对两次昆明惨案反应与处置的迟缓，也正反映出了这一点。
    在国民党一党独裁和领袖专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瞒上欺下，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顽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策或情报机关再有权威与权力，也不可能监督和了解一切。何况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蒋又习惯于任人唯亲，为此甚至不得不受到夫人宋美龄及孔家的极大牵制。(130)上行下效，连蒋都无法避免任人唯亲，战后国民党内派系问题发展到尾大不掉，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映在上述政府暴力事件上，出了事情找几个低级官兵出来“挺身做烈士”，相关派系高官出面把犯错误的干部及其追随者保下来，也就成了一种惯例。如霍揆彰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骨干，事情刚一发生，陈诚马上就站出来表态，进而还亲派总长办公室高参、陈诚系负责情报特工的张振国等前往协助霍揆彰处理善后，应对调查。(131)因为有陈诚在幕后，负责调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以及唐纵等人，亦只有设法配合。霍虽因蒋坚持，最后仍遭处分，但因有关系网相罩，所谓处分亦仅形式而已。不过半年时间，霍就堂而皇之地以中央委员身份出现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虽经龙云电蒋抗议，霍被要求再回籍养病。然而几个月后，霍又被推为国大代表，并获得了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任用，重又回到掌权地位上来了。(132)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能使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愈趋恶化，难有解决的出路。 
    结语
    严格地说，近代中国政治始终是在暴力的阴影中发展而来的，当政者无不靠强力压制异议或反抗者；造反者无不靠武装暴力革命夺权。革命一方即使登上统治宝座，也还是以暴易暴。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人早年就是革命党，他们不仅用武力对付北京政府，就是对党内政争亦一样诉诸武力。如1927年与武汉国民党中央争夺地方党政控制权，就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依靠党及社会团体力量，有组织地施以政治暴力来解决问题。南京国民党人随后变成了执政党，但对这种经验和路径的依赖，却明显地伴随着他们走到了抗战后。习惯于军人当政的国民党，一旦政权稳固受到威胁，即会动用武力。尽管战后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呼声高涨，国民党自身亦不能不做出宪政姿态，这些都对其直接诉诸武力有所制约，但是，其对持异议者的抗议活动仍旧找不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只会通过经过伪装的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也因此，越是在军人直接当政的地区，就越容易弄出严重的流血事件。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袖，固然比关麟征、霍揆彰等更具政治头脑，但他仍旧不减军人气质。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虽然从政治策略的角度一直出来做灭火的工作，其内心里却总也压不住对异己分子的强烈怒火。正是他的激愤言论，时时都在起着纵火的作用。
    蒋之无法真正起到灭火的作用，也与国民党自身体制密切相关。读蒋这一时期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发现蒋家长式的统治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而且常常会使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和严重化。这其实也反映出所有专制体制的一个共同的弊病。对此，唐纵近距离观察所得的看法，也有几分道理。他写道：“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其事必亲临，人必亲选，唯可用之才有限，可用之策亦少；其任人唯亲，而愈用亲信、亲戚，愈容易受到牵制，束缚手脚，结果是每每“励精图治，要求改变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