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李闻惨案
    李公朴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发生后接连4天均未见蒋日记中有任何反应。(32)甚至15日闻一多遇害当日，卢汉、陶镕、梅贻琦等昆明党政团和学校领导人都有急电呈蒋，但因14日蒋携宋美龄、蒋经国上庐山游山消暑，除15、16两日个别发了几封重要电函外，多在山里观景散心，“欣慰无已”(33)，蒋日记中也并无任何反应。
    直到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才开始高度关注起这一连续的谋杀案。当日，蒋介石得到唐纵等的报告，马上给在南京的唐纵去电话，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蒋并有电报给云南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案之续出。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也。”(34)
    当天下午，蒋进一步得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已介入李闻惨案，将十余名左倾教授接入领事馆避祸。这一情况使蒋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在已经派出唐纵等情报官员之后，他当晚又电示正在沈阳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云南省省长卢汉，要他们立即来南京商谈此事，以便尽快回昆明负责调查处置。但是，蒋介石突然高度重视此案的首要原因，显然不是两位知名教授意外惨死，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公开介入。
    蒋介石每天记日记通常仅为一页纸篇幅，字数至多不过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务头绪繁杂，故每件事仅寥寥数语。但在17日的日记中，蒋用近200字来记述昆明的这一事件，可见重视程度。然而他记述李、闻被杀事，仅用了50余字，多半内容都是在骂去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教授没有骨气。蒋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35)
    第二天，蒋介石依旧对此耿耿于怀。在得知张君劢等有电报给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批评特务政治和暗杀政敌的手法使国内和平谈判难以延续后，蒋更加怒不可遏，在日记中痛骂张等实为“投机宵小，寡廉鲜耻”，“无识无胆”。(36)而在白天对庐山青年远征军复员工作检讨会的演讲中，他也专门就此发表了一通谈话，怒气冲冲地称，当今社会上就是有一批“投机份子，借民主的口号来谋个人的出路”，他们“推波助澜，不惜为虎作伥，来为共产党张目”。而共产党，恰恰是毁弃道德，蔑视人伦，自己毫无主张，处处“仰外人的鼻息，听外人的指使，以外国人的意见为意见，以外国人的利害为利害”的“卖国汉奸的组织”。(37)但显而易见的是，蒋介石自己也无法不被美国人的意见所左右。
    18日晚，蒋介石在庐山宴请马歇尔和新就职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马歇尔向他说明了美国政府对李闻事件的极度震惊和憎恶的心情。司徒雷登也直言：“最近的谋杀造成的极大的恐惶”，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政治思想和行为进行压制的开始”。并明确建议政府应公开发布文告，说明反对谋杀的做法。(38)为此，蒋专门把司法部部长叫到庐山上，要求其以政府名义拟文，“对昆明暗杀案”重申：政府对无武力之人民与党派负有保护其生命与自由的责任；一切无武装之人民团体，均可合法登记，均享有言论出版自由。(39)
    从7月20日开始，面对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把调查解决“昆明暗杀案”列为首项工作任务，并每日花费相当时间来研究处理。
    21日，蒋介石得到消息，称李闻案与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有关，因而决定“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40)
    22日，蒋致电唐纵和霍揆彰，要求两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41)
    23日，蒋下午“研究昆明追究凶案情，写霍揆彰各函。晚课后约卢永衡(按：卢汉)主席聚餐，听取其报告。”(42)
    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后，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25日，鉴于“昆明刺案内容既明”，蒋介石当天开始思考处置办法。在他看来，处理此案第一要注意的，是阻止“反动派”用这件事来指责政府暗杀反对党人，从而进一步诬陷国民党为“法西斯”党。为此，政府必须主动究案，并注意“宣传技术”。他同时考虑了“公布与审判之准备”和“对霍处置之方针”问题，但仍旧希望霍能“自动彻究此案”，以利解脱嫌疑。(43)
    当天，霍揆彰上庐山见蒋，路过南京时公开对记者声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捂住，并供认不讳。”并暗示暗杀主使者为龙云之子龙纯曾。(44)当晚见到蒋时，霍仍将这套说辞和所谓证据呈报于蒋，当即遭到蒋的痛斥。蒋在日记中写道：“晚课后召见霍揆章[彰]，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当然，蒋也并不是要惩处霍，霍退出后，蒋即“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45)
    26日一早，蒋即约见张镇与霍揆彰，听取他们商量后的意见，一起研究昆明刺案及处理方针。下午蒋为昆明案等甚感“忧闷”。晚复约顾祝同、卢汉、张镇和霍揆彰等晚餐，“嘱其同返昆明，彻底追究刺案也”。(46)
    27日，乘顾祝同还在山上，蒋一早就把顾找去，提醒他“昆明案处理方针”决定后，要用飞机送庐山交自己审阅后才可发表。白天，与霍同为陈诚亲信，时任参谋总长办公室高参的张振国应召面蒋谈霍揆彰事，被蒋“痛骂”。傍晚，唐纵率特务调查人员毛人凤等上山，向蒋报告调查结果。蒋“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晚上，“长吁短叹”的蒋介石总结几日来思考处置昆明一案之情形，在日记中写道：“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与苦痛也。”并哀叹，此事“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