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政府暴力”的真实态度
    (一)蒋介石并非幕后黑手
    所谓幕后黑手，即是指躲在幕后的指使者。有关蒋介石可能为幕后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李闻惨案发生不久，民盟主席张澜就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中委婉提出：凶手特务如此横行无忌，“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62)1960年代初，曾任卢汉秘书的杨适生更明确说：霍揆彰当年暗杀李、闻，是得到了蒋“权宜从事”的密令。(63)1970年代末，曾任军统特务骨干的程一鸣亦强调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64)言外之意，蒋对暗杀李、闻不仅知情，而且应该是批准了的。据此，1980年代大陆史学界基本相信，蒋介石就是刺杀李、闻的幕后黑手。有学者甚至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出了相关的证据，称霍揆彰当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密令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65)
    但是，上述所谓“密令”，因没有说明由何单位所发、发出时间，故并不能确定就是蒋介石的指令，或确实得到蒋介石的认可。据当年曾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即“联秘处”)指导组长的万亚刚1990年初回忆，类似诸多密令当年都是通过“联秘处”拟发的，许多未必经蒋过目或同意。他就明确地讲过“联秘处”下令处理李、闻问题的情况。并认为，正是由于他当时自拟一复电，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击”，才造成了李、闻被杀的意外后果。(66)结合1991年大陆出版的唐纵日记内容，也可以看出万亚刚回忆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唐日记写道，闻一多案发生次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霍揆彰的顶头上司陈诚并且拍着胸脯保证：“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67)由此可知，蒋介石对此事应该更不知情。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同为军统特务骨干人员沈醉的说法，即杀害李、闻的主谋是霍揆彰，而霍“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68)
    说蒋事先并不清楚云南当局刺杀李、闻内情，还可以通过蒋日记做一比较。蒋日记不是有闻必录，其中不记之事，有时蒋未必不知情，这是事实。但是，蒋记什么，不记什么，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蒋日记中对“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的不同记述情况，就可以有一大致的了解。
    比较这三起事件，可以发现，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
    如“一二·一”惨案爆发次日，蒋日记显示，他刚一得到消息，马上形成的判断就是：“共党又利用青年威胁群众罢课，致死伤数人。”(69)
    “下关事件”发生次日，蒋日记也显示，他刚一得到消息，也是立即就相信了下面的报告，认定是“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又造乱案”。(70)
    而蒋介石一旦发现上述判断有误，事情实际上是国民党人自己做的，马上就会谴责其属下的做法愚蠢、无知。他除了斥骂、惩罚外，还常常会找机会，比如在内部演讲中解释，为何不能凭藉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
    如对“一二·一”惨案，蒋得知真相后，即明确认为：“最近昆明学潮突起，虽为共匪所主持与煽惑”，但造成惨案实因“我党干部军政当局之无知识无能力”所致。“我党政军李宗黄、关麟征等言行之幼稚，思之殊为寒心。”(71)对于因惨案造成的更大规模的学潮，蒋亦明确指示云南军政当局，各方要“通力合作”，“由云南政府出面”，通过学校当局“劝导学生复课”，迫不得已时可解散西南联大，唯“不可动用军队”。(72)
    对下关事件也是一样。蒋一听说中统局和南京市党部是行动的组织策划者，而且还计划了下一步的行动，马上就大发雷霆，风风火火地把叶秀峰局长和马元放主委叫来臭骂一顿，严禁使用暴力办法。(73)
    然而，比较较场口事件，就不一样了。从重庆市党部会议事前事后的会议记录，以及军统情报中均可看出，冲击庆祝会的行动是以方治为首的重庆市党部自行组织和进行的，但此一行动重庆市党部曾“密陈”国民党中央，具体说明了拟组织党团员及社会服务队数百人参加大会，控制扩音器，推举自己人为会议总主席，和斥责反动发言，实现反客为主的目的。(74) 
    重庆市党部的这一计划，从国民党中央及市党部各种会议记录和相关文献中未见蒋有批复或认可的文字，虽不能简单认定蒋曾批复或认可，但因蒋当时人就在重庆，联席会报定期召开，方治等又是在事发前两日即已上报中央备案，秘书长吴铁城、以及侍从室情报组负责人唐纵等，事发后均不感吃惊，亦可想见蒋对此事并非毫无了解。
    蒋日记对此事一无记述，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日记中也全无记载，却显非偶然。这一方面说明两人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两人应该都不是不知情，而只是认为不重要，或知道是秘密行动，故未列入工作项目，自然在日记中也就未做记述。
    由此或可推知，凡蒋介石知情且认可的事情，因为不处置，不理睬，不重视，因此日记中亦多不记录。像对较场口事件，直到一周后看到双方公开争吵太久，闹得范围太大，蒋虽出面劝告了重庆市党部，要他们“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75)，但他并没有将此事写入日记。然而，正是因为蒋感情上的这种倾向太过明显和强烈，他还是有发泄出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