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禁而后开：康熙中后期的再讨论与变革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四，康熙帝发布了一道专门针对科道官员的上谕：
    国家设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员，以建白为专责，所以达下情而去壅蔽，职任至重。使言官果能拳法秉公，实心尽职，则闾阎疾苦咸得上闻，官吏贪邪皆可厘剔。故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近时言官条奏，参劾章疏寥寥，虽间有入告，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此岂委任言路之初旨乎？嗣后凡事关国计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确见即应指陈。其所言可行与否，裁酌自在朝廷。虽言有不当，言官亦不坐罪。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小官员，有所为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毋得畏怯贵要，瞻徇容隐。即朕躬有失，亦宜进言，朕决不加责。其有怀挟偏私、藉端倾陷者，朕因言察情隐微自能洞悉。凡属言官，尚各精白乃心，力矢忠谠，以无负朕殷切责望至意。(12)
    至此，上自皇子、诸王，下至百官，甚至皇帝本人，都应该在科道官员的监督之下，君上鼓励他们据实弹劾，而且表示“决不加责”。三年后，态度更加明确，直接提出允许科道风闻奏事。(13) 康熙帝对科道风闻奏事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仔细探究这些上谕背后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是当时残酷的政治斗争让皇帝改变了态度，具体说来就是当时白热化的储位斗争。在康熙三十年左右，随着太子问题及皇、储矛盾的出现，储位斗争成为党争最核心的内容，朝臣结党大多围绕着储位问题展开。
    发布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四的上谕，之所以鼓励科道官员勇于言事，主要背景就是皇、储矛盾的加剧。那时春节刚过，康熙帝已经决定御驾亲征，第三次征讨噶尔丹，发布这个上谕后的两天，康熙帝正式启程，率军直奔宁夏。而在上一年，康熙帝也曾用十个多月的时间来完成第二次御驾亲征，那次亲征成果卓著，昭莫多一役击溃噶尔丹主力，康熙帝直到春节前不久才回到京城。过了春节，第三次御驾亲征又开始了。
    康熙帝长时间地频繁离开京师，意味着要将京城的政务交给太子及那些辅助太子的官员。如果父子之间能够彼此亲密无间倒也无妨，可就在康熙帝离开京城的时候，有关太子的很多言论越来越多地传到老皇帝耳中。其实，父子间的矛盾早就开始积累。在上一年的十一月，在康熙帝还没有回到京城时，父子俩各已经开始在书信中发生争执。康熙帝给太子写了几封信告知战役进行的状况，可太子并没有写信回复，同时朝廷上下的大臣都在交口称赞太子的才能。康熙帝很生气，信中又将太子狠狠批评一顿。所以，第二次亲征胜利后，康熙帝是带着军事胜利的喜悦之情和对太子的极度不满回到京城的。春节后，皇帝很快决定再次出征，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显然康熙帝对太子是非常不放心的。临行前两天发布上谕让科道言官据实参奏朝廷不法官员，甚至是对皇子、诸王也要“务必大破情面”，可见康熙帝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担忧，希望能够通过言官获得足够多的政治信息，以掌控政局。
    康熙帝这份鼓励科道言官的上谕确实是针对太子而发的。第三次亲征途中，康熙帝几次在信中责怪太子。亲征结束后，一回到京师就听到太多关于太子的丑闻，他立刻处死了几个宫内的包衣。这时康熙帝对太子失望至极，认为他有负皇室，是父子关系真正走向恶化的转折点。(14)
    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皇、储之间的矛盾日渐严重，双方肯定都想把对方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太子采取了哪些措施现在似乎找不到足够的史料来证明，但康熙帝显然采取了一系列非常严密的措施来掌握太子一党的活动。例如，当时太子胤礽被认为十分荒唐，派很多人到江南搜罗民间女子，江南很多高级官员、富商大贾也都争相献媚于太子，康熙帝当时为了能够获得相关的信息，也派人四处打探，其中用得比较多的就是王鸿绪、曹寅、李煦等人。
    所以，康熙时期御史风闻奏事制度的恢复，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实行的，主要是皇、储之间政治矛盾的加深，使得政治斗争加剧。康熙帝为了获得足够多的政治信息，重申科道风闻奏事制度。正是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密折制度的滥觞。密折最初是作为一种皇帝与亲信大臣之间的私人通信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信息收集渠道。它的出现可以证明当时包括科道制度在内的政治信息渠道无法满足皇帝的需求，皇帝需要一种更广泛、安全、准确的政治信息渠道，以便让他能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现代学者对奏折制度研究很多，揭示出康熙时期奏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清代政治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甚至推动了军机处的产生。康熙以后，雍正帝以一种更加纯熟的手法使用奏折，并将奏折制度化，将它视为重要的政治信息渠道。然而，再反观当时的科道制度，会发现奏折制度的出现使科道作为政治信息渠道的功能更加弱化。
    四、明开实禁：雍乾时期对风闻奏事制度的变革
    在激烈的党争中继位的雍正帝对科道官员的风闻奏事似乎更缺乏信任，雍正四年（1726）的一个大案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谢济世案，它彻底暴露了雍正帝对言官及风闻奏事体制的不信任。此案的过程毋庸赘述，在处理案件时御史谢济世被雍正帝怀疑结党：“身为言官，背公怀私，朋比结党，将造作并无实据之浮言，转相买嘱，怂恿纠弹，以洩私忿而报宿怨，令无知狂悖之人，愚弄指使。借风闻言事之名，以酬报私恩小惠，则颠倒是非，扰乱国政。其有害于人心风俗者不浅。”在同年十二月的上谕中，雍正帝指出：
    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果能秉公持正，据实敷陈，方合天下之公是公非，而于朝廷政事有所裨益。昨日谢济世参劾田文镜贪赃坏法等事，今日朕特面询尔等满汉大小臣工，佥云田文镜并无贪婪之事，谢济世所参各款皆虚。可见公道在人，难于掩蔽矣。……今谢济世听人指使，将田文镜纠参，显与朕之明旨相悖。且田文镜并不可谓之权要，亦断不能加以贪污之名。而谢济世为此参奏者，其意不过欲使天下督抚，皆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众人之虚誉，保一己之身家，而不为国家实心效力，以快其党锢之私心，此种结党营私，排挤倾陷之恶习，不可不严加惩治。是以令内阁九卿等，共同研究，务得实情。今内阁九卿等审问谢济世时，将伊所奏田文镜各款，逐一究讯。谢济世皆茫无凭据，俯首无词，则其受人指使，情弊显然。谢济世既自命为报效国家之人，著革职，令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此案亦免深究。(15)
    被发往阿尔泰军台效力的谢济世差一点丢了性命，最终在承认了与李绂之间的特殊关系后在刑场上被释放，而与他同罪的陆生枬则人头落地。而承认与李绂的特殊关系就等于承认了作为言官与科甲文人之间的结党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前弹劾田文镜的奏章是受人指使的，是虚假不可信的，证明雍正帝对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进一步而言，那就是科道风闻言事不可信，是“造作并无实据之浮言”。
    乾隆帝即位以后，延续了御史风闻奏事的制度。乾隆六年（1741），曾非常明确地在上谕中表明风闻言事的制度不可废(16)，但同时对风闻奏事也有很多严格的限制，强调对御史借机怀挟私心的防范。同年在处理御史仲永檀根据风闻参奏步军统领鄂善等人的事件中，乾隆帝再次强调：“使其果实，则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虚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17)
    经过一番查核，发现鄂善果然从中受贿，他的仆人居间纳贿，“皆承鄂善得俞氏贿”。鄂善在乾隆帝面前承认了曾经受俞家之贿白金一千的事情，可后来在被大学士传讯时，又翻供拒不承认，结果龙颜大怒赐死鄂善，而御史仲永檀得到嘉奖和升迁。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乾隆帝既重用御史，听其言而查办大臣；另一方面又很谨慎，不愿因为御史之言而被党争利用，因此一再强调如果御史风闻奏事无所根据，就要追究其责任，以此来保证政治信息的畅通和真实性。(18)
    乾隆十三年，御史冯钤奏报赴山东省办赈的大臣，所经之处地方因预备牲口，牌头、里长人等需索滋扰。此次前往办赈的官员有高斌、刘统勋等人，这些都是乾隆帝极为信任和倚重的重臣，而御史风闻奏报弹劾重臣，又让乾隆帝非常矛盾。如果加以追究势必伤害他所信任的朝廷重臣，如果不加追查也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只好再次强调，御史虽可风闻奏事，但也要事事有根据，不可妄言。
    嗣后科道等凡有陈奏，俱遵照此例，使事事俱归确实，则言官既得各尽其职。昌言不讳，而纠察皆有炳据，亦不得借风闻言事之名，架空诬捏。而朕行政用中，亦不致因噎废食。(19)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乾隆帝终于抓住一件事情，可以借机对御史大加训斥。当时吏部文选司书吏王明一讹索银两，这件事后来之所以被参劾处理，是因为另外一个御史李绶所为，负责监察吏部的御史许伯政却无所作为，而且根据刑部后来的奏报可以看出，许伯政也知道这件事。刑部在审核定案后，向皇上奏报御史许伯政不行指参，请交部察议。乾隆由此对御史大加批评：
    御史职司纠察，风闻尚许言事。许伯政既闻王明一诈财之事，并不据实指参。伊等平日藉口于建言，又藉口于不得尽言。即如朕初年，何尝不鼓舞言路？然所陈奏，不过摭拾浮词，空谈塞责，而因以为奸，取利者实复不少。数年以来，略示惩创，则又箝口不言。即如鄂乐舜勒索商人银两一事，御史中籍隶浙省者甚多，岂一无闻见？而竟未有一人奏及者。设非富勒浑指参，何由发觉？在廷诸臣，为朕所倚任。使人人缄默自安，股肱耳目之寄，朕将谁任？王安国降调处分，已降旨从宽留任。然令伊扪心自问，固应愧赧无地。诸臣有似此居心者，尤当引以为戒也。许伯政仅照部议察议，不足示惩，著交部严察议奏。言官等俱著严行申饬，李绶著交部议叙。(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