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20世纪，在列宁的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理论的指引下，先后有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取得政权，这就形成了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和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列宁就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无产阶级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后来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他们夸大了相互矛盾与对立的一面，忽略了相互联系与协作的一面，没有很好吸取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正象南斯拉夫一位社会主义理论家所说，以往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没有正确评价资本主义，甚至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我们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周恩来早在50年代就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有生命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必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把它作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努力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这样做，不是引进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后，为我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总政策。邓小平在新时期坚持执行了这个总政策，强调对外政策首先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要求和平，酷爱和平。所以，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总政策就其实质来说是和平外交政策。我们主张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同时，也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挫败其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
    必须有正确的理论、路线和纲领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成果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它的指引下，开拓了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重大突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指针。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有正确路线作为保证。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制定一条总路线或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是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即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虽然主要矛盾这个哲学概念最早是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提出来的。但是，突出地强调主要矛盾的意义，运用主要矛盾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阶段，并确立每个发展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作为总揽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是毛泽东的首创和功绩。邓小平坚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探索中，适应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集中反映，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实践证明，过去20多年我们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它，今后21世纪要想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也还是要靠它，别的都是靠不住的。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千秋大业。我们只能有这一个中心，而不能搞两个中心，更不能搞多中心。其次，坚持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不能只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江泽民同志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不同时期，可以侧重强调某一两项，但不能削弱和动摇任何一项。动摇了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党还有一个基本纲领作为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了新的历史经验，把基本路线进一步展开，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它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内容，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本纲领比基本路线更明确化、更具体化了。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
    共产党是执政党，社会主义的兴旺或衰败，关键在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这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建设好。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党风建设、党的队伍建设等等。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是党风建设。陈云深刻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因为党风好坏关系着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决定着党的命运。在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党风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它要求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群众永远保持密切联系，防止脱离人民群众。列宁说过：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恢复三大优良作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之风日益滋长。实践说明，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两大祸害，防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变质，这是新时期党风建设的最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便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党面临着执政地位、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我们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伟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