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来史学界对“东北易帜”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形式上的，实质是东北地方保护主义；有人认为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人认为东北易帜对结束军阀混战，挫败日本企图策划分裂东北的阴谋，对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有着进步意义，应予以肯定；但也有人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打着反共口号，统一在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手下的，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不值得称颂。尽管史学家们各持己见地评说这一距今7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我却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这一壮举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捍卫民族独立，为现代中国作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功不可没，值得称赞。因此，本文就张学良与东北易帜谈点自己的认识。
    一、“东北易帜”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分析“东北易帜”何以能成功，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的：其一是张学良自身厌倦和憎恨内战，力主和平统一的思想在起主导作用；其二是当时国内外军事力量的对抗和政治局势的影响。
    首先从张学良自身因素分析。虽然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几乎是在父亲的军营中长大的。但是他聪颖好学，追求进步，热爱祖国，有民族主义思想，锐意创新。加之张学良生长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对他爱国思想的形成有着绝对的影响。
    20年代，中国军阀林立，各据一方，各派的背后都有外国列强支持，军阀之间连年混战。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在各派中实力较强，为扩张势力，张作霖从关外到关内多次兴师问鼎中原。张学良跟随父亲东征西伐，亲眼看到自己的士兵死于军阀战争的相互厮杀之中不无悲叹：“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注：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1页[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7月出版。）他从内心深处越来越厌恶内战，说：“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无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注：《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政协辽宁文史资料研究会1986年11月编。）早在1927年，他在给留学日本的弟弟张学铭的信中，就深深地流露出厌倦内战的情绪，信中说：“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个人谋荣华富贵也。但念同是同种，互相残杀，心中又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可见，张学良身为军阀之子，但他心中想着的却是为中华民族谋幸福，极不愿意国家四分五裂，军阀之间为争地盘相互残杀，一旦有外国列强干涉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他便会不惜牺牲，主张全国人民一致对外的。
    1927年2、3月间发生的汉浔惨案和南京惨案，深深地触动了张学良，尽管北伐是针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使张学良十分愤慨，认为北伐乃中国内政，他说：“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的。此次英人若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第199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张学良这番话充分体现出了他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任何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和屠杀中国人，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只要是中国人，就有捍卫国家的责任。他还说：“南北曾对国事主张不同，但无论如何，决不能因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更表明了他始终把抗敌御侮摆在首位。
    1928年4月间，蒋介石开始向北方伸展势力， 发动了所谓“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5月初，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 日本担心自己在北方的权益会受损，便以保护日侨为名，出兵干涉中国内政，以达到它侵略之目的，遂制造了“济南惨案”，致使中国军队600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枪炮和屠杀之下。5月18日， 日本又发出了中国南北双方的武装部队都不准通过山海关的严重警告，迫使北伐军绕道而行。（注：黄美真、郝盛潮主编：《中华民国事件人物录》，第12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日本人的干涉， 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喘息之机，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等人想乘日本人“登场”之机对蒋介石发动大规模作战，力主张作霖挂帅，坐镇北京，指挥奉、直、鲁联军，共同对付北伐军队。
    此时，张学良心中十分清楚，这样一来不仅会造成一种新的南北混战的格局，内战将会无限期地打下去。而且正好给日本觊觎中国东北领土，图谋独占有可乘之机。去年日本策划侵华的“东方会议”刚刚结束，一个首先征服“满蒙”然后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立马上奏日本天皇，不已充分暴露出日本急于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吗？如果此时国内再不停息内争，局势对东北、对奉军极为不利，对整个中国也极为不利。于是，张学良不得不向张作霖泣涕陈词，力劝老父息兵，与蒋言和，一致对外，免为外患所乘，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张作霖也想到此间20万奉军开进关内，使东北后方兵单力薄，担心日本人背后会捣鬼。张作霖终于不得不在人民群众要求“停止内战，打倒军阀张作霖”的呼声中听从了儿子的劝谏，于5月9日通电全国，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并决定从5月30日开始，自动放弃保定，撤兵滦东，奉军班师回营。
    这一决定，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想乘内乱之机谋利的目的难以达到了，便恼羞成怒，在张作霖出关之际，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秘密炸死了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群龙无首混战不堪的局面，进而乘机独占东北。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张学良在父亲去世之后，沉着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住了东北大局，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主政东北，从而彻底挫败了日本的阴谋。但主政后的张学良，面临的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
    东北地处苏联和日本两大强邻之间，日本独霸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这时蒋介石仍率军继续北上，国民革命军已进入北京城，中国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位显然已难以继续。日本人仿佛看出了张学良的心事，蓄意拉拢张氏，鼓动他搞东北独立使之摆脱中国本土，成为一个易于日本掌握的“仆从国”。然而，素有爱国民族思想的张学良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要为父亲复仇雪恨，从中国领土上赶走日本人是他强烈的愿望。但赶走日本，单凭东北一隅，势单力薄，没有强大的后盾，不足以奏效。况且苏联在后，严峻复杂的政治局势，摆在面前，从东北的自身利益、国家民族利益的双重考虑出发，使得张学良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采取“易帜统一”的作法。因此，无论从张学良自身的爱国主义出发，还是从当时的国内外政局变化出发来分析，张学良“东北易帜”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