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教育指标
    与大众传播媒体相比，教育的针对性更强，目标更明确，能够更有效、更直接地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因此，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社会发展指标体系都涉及教育状况，如识字率、大学生占适龄青年比重等指标。民国时期，传统教育式微，新式教育逐渐扩张，教育事业总的来说还很落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新式教育人数占受教育人数比重、识字口占总人口比重、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比重等4项指标能够较好地概括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9.价值观指标
    价值观指标直接针对人的态度和观念，属于主观指标，涉及很多内容。对于民国时期来说，由于当时的民意调查并不多见，未能留下系统、完整而可靠的调查资料，想直接了解其时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选择了一条间接途径，即通过审慎地分析有关历史文献（如媒体报道、小说等）或请专家评分，达到测量民国时期人们的总体态度与观念的目的（这种测量方式实际带有“理解”色彩，具有浓郁的人文史学特征，是在计量史学范畴内对人文史学的有限借鉴。更一般地讲，这种方式是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社会测量学对人文主义“理解”方法的有限借鉴和移植，此不赘述）。由此出发，便选择确定了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城乡居民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城乡居民对个人苦难的解释等3个较抽象的指标，希望能够藉以捕捉当时最根本性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以便弥补客观指标的不足，真实反映民国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
    综上所述，即得到了一个由9个类别共33项具体指标构成的用于民国史研究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此外，中国疆域辽阔，地域差别大，发展不平衡。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受很长时期内军阀割据、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至少可以区分为1912-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等四个大的阶段。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还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能够反映出省际差异和阶段性差异。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仅适于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与其它国家及当代中国发展相参照，而且适于进行民国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省份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将大大提高民国史研究乃至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0-11-03
    【参考文献】
    [1]江天骥。略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J].天津社会科学，1999,（5）。
    [2]陈其采。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序[A].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Z],1940.
    [3]国民政府主记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Z],1935.
    [4]宋林飞。社会发展的评估与对策[J].南京社会科学，1998,（4）。
    [5]郑杭生等。社会指标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马敏。马敏自选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7]朱庆芳。社会指标的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8]陆学艺。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
    [9]何建章。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10]王地宁，唐钧。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应用[J].中国社会科学，1991,（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