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实积聚的焦虑
    中国近代所经历的“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奇劫”，给近代以来的知识者以巨大的精神震撼。现实的逼迫，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走了一条越来越激进的道路。
    西学东渐早在明末已经开始，到清末已具规模，但国人仍处于“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魏源《圣武记》卷12）的天朝大国的迷梦当中，陷于一种“集体孤独症”，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当时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来中国，带来了世界地图。在西方人眼中，世界已分为五大洲，中国只是其中一洲的一部分，而且被画在地图的一个角落下，结果立即引起中国士大夫的不满、嘲笑和攻击。利马窦只好做了修改，把地图上的子午线的位置移动，将中国置于全图的中心，以满足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小部分人觉醒，开始主动吸取西学，但这仍只是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李善兰等一小部分洞烛机先之士的共识。此时的一般士大夫对西洋人不是全无所知，就是一些毫无根据的偏见，甚至认为中国的大黄、茶叶是夷人维持生命的东西，一旦禁运他们将无以为生。[7]（P282-284）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触动是微乎其微的。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长久以来一直是向外传播的源头，在认同异质文化时显示出巨大的文化惰性，把鸦片战争还是当做以往的倭寇、夷敌的骚扰。迟钝的文化反馈系统没有接到更多的危险信号。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终于惊醒了天朝迷梦。对近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情势，李鸿章作出了代表性地总结：“今东南海疆万余田，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巧力百倍，炮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亡国灭种的恐惧在当时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这种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心理状态，主要通过社会思想文化的载体--知识分子表现出来，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蕴藏在民族文化深层的文化基元[8]，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经成为促使中华民族奋斗、抗争的动力。这种忧患意识在传统士大夫身上，主要表现为对天道自然的深沉思索和对政权兴衰的深切忧思。尽管在不同时代它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深深值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的，也就是顾炎武所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近代中国面临着外敌入侵内政腐朽的民族危机，由深广的忧患意识所激发的具有近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救亡图存”思想，成为近代知识者的共通情态，并促成了在危机中变革的强烈要求。最早意识到变法迫切性的是龚自珍，认为“祖之法无不敝”，“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之”。（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译第7》）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变法思想在清末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以对危机的认同，以国家富强、中兴为鹄的赋予变法以实践性品格，并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序幕。但这种变革还只是浅表层面的旨在维护制度的深层结构和精神内核。洋务派中坚张之洞所提倡的“中体西用”（虽然不是他首创，但他是集大成者），正体现了新旧交替时变法者的心态：希望“既免于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张文襄公文集》卷29）中体西用论虽以伦常名教为本，但亦为西学的引进找到了合法依据。虽然洋务运动由最初的器械逐步深入到西学，但始终未能触及封建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他们心中“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兽之大防。”（张之洞《劝学篇》）“天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而对于维新派变法理论中的民权思想的攻击是不遗余力的：“今日愤世疾俗之士……倡为民权之义……嗟乎！安得此招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张之洞《劝学篇》）所以“西用”的范畴虽不断扩大，由技艺到经济到政治、教育，但并未触及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层面。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体用、道器的变与不变上显示出一种悖论心态。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以牛为体以马为用”的扞格不通。洋务运动在历史上因被贯以卖国的恶谥而被排除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之外，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冤枉。黑格尔曾指出，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想做什么，而是通过人们的努力实际做了什么。洋务派主观上也许并没有要促进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意识，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一旦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那么这个进程就不是谁能左右得了的了，并构成一个连锁反应，器物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会一个接一个牵扯着浮出历史表面。洋务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无疑是要巩固清廷的统治，但实际上由这一动作带来的连锁反应恰恰导致了大清帝国的最终灭亡。正如张之洞在武汉实施的一系列强有力的军事、工业改革措施，最终使之成了反清革命的策源地，他本人也因此屡遭诟病。洋务派的失败自然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局限，但更重要的是历史条件的规约，使其难逃悲剧的命运。
    中国人焦虑意识达到顶峰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败而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相对而言，英法是西方强国，情有可原，而今是败在同文同种历来被中国士大夫鄙夷的东瀛小国，这种震撼和羞辱是空前的。同时多年经营的强国梦，在一日间破产了。船坚炮利是国人坚信不移的摆脱危机的不二法门，而今恰是在船坚炮利的情形下败于弹丸小国。中国士大夫群体觉醒，救亡之声盈于朝野。戊戌变法就是这种焦虑心态的一次爆发。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以“大变、快变、全变”的急切心态主张变法的，“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8]（P211）当荣禄问如何改革，康有为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9]（P322）同时极度的焦虑又与盲目的乐观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康有为认为：“大抵欧美以300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30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3年而宏规成，5年而条理备，8年而成效举，10年而霸图定矣。”
    而恰恰是这种近乎天真的慷慨激昂、乐观、峻急的精神，给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精神萎缩和文化惰性以巨大的冲击。变法的失败与其归罪于保守势力的强大，或康有为等人的空想，还不如说封建专制体制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已经失去了进行自我调适、获得新生的能力，发生在其内部的技术修补措施注定要以失败告终。[10]（P52）推翻这个无力而无效的统治成为历史的必然。失败所导致的是更激进的心态和更剧烈地变革，“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P173）辛亥革命就是在“毕其功于一役”心态推动下的政治革命。但革命并未成功。“在每一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脑袋，它的躯体却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11]（P234）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但社会腐败，积弱依旧，复辟的丑剧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制度万能的迷信。与帝制相表里的尊孔逆流甚嚣尘上，显示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文化的症结。没有文化心理的变革，没有深层的价值层面的改造，人们所企盼的“共和”不过是一场闹剧。更大更深层的文化革命于是又在孕育之中。
    20世纪中国历史所进行的现代化转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基本因素的全面综合实现。由于条件的限制，这种全面综合实现又是以某一历史因素的单向度突进来完成的。但历史的综合性要求却不会简化，使每个单一维度的变革或迟或早地置身于悖论境地，从而又催生着新的选择。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悖论性的历史结构中一一宣告失败。正如梁启超所总结：“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而思返，觉得社会变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11]件件落空给国人造成极度失望、落寞的情绪，经过短期的蓄势，终于以更深刻、更凌厉之势爆发为五四新文化革命。
    由洋务运动到新文化革命，这是一个层层深入的过程，最终触及到最深层的价值系统层面，没有彻底而坚决地革命激情不足以扫荡千年的积弊。并不是陈独秀们选择了文化激进主义，而是时代选择了陈独秀。历史发展自有其内在的依据，历史选择某个人或某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历史的一种蓄势找到了它得以发展的现实性力量和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