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哲学的广泛传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无论从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变革而言，“五四”运动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这种转折之得以发生，除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各次变革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广泛输入及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强大冲击促成的。在这些思潮的传入上，严复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由于无法冲破中国传统文化的罗网，严复未能像他的日本同学那样作出一番改革伟业，但在中国传播哲学等西方文化，促进中国的思想启蒙方面，他作出了别人难以相匹的贡献。广义的西学包括了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等不同层次。从林则徐到洋务派，其所关心的只是器物层面（科学技术）。只有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才注重从器物转向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的研究，而其中具体译介西方哲学、社会学等论著的当首推严复。正如蔡元培在《50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一文中指出的：“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严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间先后译述出版了赫胥黎著《天演论》（1898），亚当·斯密著《原富》（1902），斯宾塞著《群学肄言》（1903），穆勒著《群己权限论》（1903 ）， 甄克斯著《社会通诠》（1904），穆勒著《名学（上半部）》（1904），孟德斯鸠著《法意》（1909）等西方名著。这些书在哲学上主张进步和变革，在经济上为资本主义市场（商品）经济作论证，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倡导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严复翻译这些书的目的正是宣传书中的观点，以此启导国人，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他针对保守思潮明确提出承认变也得变，不承认变也得变。“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注：严复：《原强》。）针对只赞成器物层面的变更而反对社会变革的“中本西末”和“中体西用”论，他明确提出体用不可分割。“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论教育书》。）总之，严复并不笼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强调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开民智，讲西学。
    尽管严复及大致同时代一些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等）对西方思潮的介绍都还不是很全面系统，但对于他们多数人来说，把这种介绍用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改造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当时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及为他们服务的传统哲学和文化过于强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但毕竟在封闭、停滞和落后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种主张开放、变革和进步的意识，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章太炎在谈到严复译述西方思潮等论著的作用时指出：“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章太炎：《述侯官严复最近政见》。）
    严复等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紧密结合社会变革的需要对哲学西方思潮的译介使我国学界在这方面整整一个世纪的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开端，特别是为不久以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思想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五四”运动由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下爆发反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运动而得名。这当然是一次可歌可泣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它的意义又比单纯的爱国主义更为广阔。学生运动之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及支持他们的知识界和广大群众受到了以倡导民主与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个性解放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新文化运动又是变法维新运动以来的启蒙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是辛亥革命对封建专制及其文化所进行的革命变革的继续，是对束缚中国人的思想、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传统文化罗网的一次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冲击。
    新文化运动大致以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次年改称《新青年》）杂志为起点。其主要宗旨就是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提倡民主和科学，主张开放、进步和个性解放。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五条宗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种办刊宗旨既受到了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又遭到了一些封建守旧派的指责。陈独秀于是在1919年该刊6卷1号上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其中谈到：“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的罪案没有。请你们不要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之请出“德、赛两先生”不只是一般地切中时弊，而且是找到了医治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病根的有效药方。因为“德先生”（民主）正可制约封建专制制度，“赛先生”（科学）正可克服与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礼教密切相关的迷信和蒙昧。一个社会只要能善待这两位先生，就能打破封闭和保守的局面，就能充分开放，取得进步。同样，一个社会要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和尊重科学，就必须肯定人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发挥人的个性。“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不约而同地宣扬个性解放。总之，进步、自由、个性解放等等都是与“德、赛两先生”相伴而行的，也正因为如此，从那时以来至今，是否拥护这两位“先生”，一直都是衡量人们是进步还是落后的重要标志。至于如何具体地理解和解释这些原则，特别是如何实行这些原则，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一直存在分歧，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对立。但他们在把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和迷信蒙昧主义上则往往有着共同之处。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倡导民主和科学的人们的一面旗帜。在它的影响下，“五四”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进步刊物，扩大了文化运动的声势。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正是在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下发生的。而“五四”学生运动及继起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多次群众运动又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使之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场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革命运动，也就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其目标实际上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相应的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
    关于如何看待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调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个性解放精神，国内学界已有大量深刻的研究和论述。我在此补充提出的是：“五四”思想家倡导的这些精神不是他们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继承下来的，而正是当时由他们自己直接从西方或通过其他中介从西方引入的。这些精神正是许多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的共同精神，而后者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各国先进思想家所倡导的启蒙精神的延续。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启蒙精神影响下在中国发生的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启蒙运动，是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生大碰撞的产物。
    在西方哲学的译介上严复等人还只是开端，“五四”时期已达到高潮。当时上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当代各种主要哲学思潮，在中国几乎都有学者在介绍和研究。例如就现代哲学说，除了严复、王国维等人分别对穆勒、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及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意志主义早有介绍外，当时就有胡适等人介绍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介绍生命哲学，丁文江、王星拱等人介绍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实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等流派也都先后有人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新实在主义哲学家罗素以及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等人还先后被邀来华讲学。
    上述哲学流派和思潮本身的理论倾向及其产生流传的社会背景都有重要区别。就以其中的现当代哲学流派来说，彼此之间也往往存在着种种对立和冲突。例如穆勒、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及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意志主义分别代表、甚至可以说开创了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在某些方面彼此对立的倾向。然而它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例如它们大都主张发扬而不是抹杀人的理性，主张倡导而不是反对科学精神，主张尊重而不压抑人的个性，主张废除而不是维护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专制主义，主张重新审视而不是盲目崇拜传统的权威和价值。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意志主义虽然宣扬意志高于理性，但它们的非理性主义的真实含义不是简单否定理性，而是反对把理性绝对化，特别是反对由于把人的理性当作凌驾于人本身之上的绝对、以致实际上反而扼杀了人的现实的理性和自由的极端理性主义（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他们发表了许多反对科学的言论，但实际上只是反对把人变成科学的工具，也就是反对科学使人异化，使人失去其本真地具有的独特个性。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那些思想正是出于对这些西方哲学思潮的学习和研究。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五四”以前，发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俄国和日本的媒介开始传入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了中国先进分子很大的鼓舞。十月革命后不久，李大钊即发表文章欢呼《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1919年他在《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作了介绍。各地其他一些报刊也相继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一些重要著作也已开始翻译出版。正像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而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立即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支柱和领导力量，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不仅由此从旧民主主义转向了新民主主义，而且开始提出了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当然，“五四”时期学者们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的具体目的和内容都有所不同，在究竟应当肯定哪种西方哲学思潮或肯定其中的哪些观念和理论，怎样处理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们的见解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他们之间往往是非常激烈的论战，其中最著名的有东西文化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玄学论战。但是他们又有许多共同之处：都具有为使中国摆脱内忧外患并进而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而尽心献力之志，都希望从所研究的西学中寻找救国救民之策；更为重要的是，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称颂和倡导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精神，提倡把人从封建专制以及各种被绝对化的传统观念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态度虽有较大差异，但很少有人对之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他们的差别主要在于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将其与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