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学派说成是西方文化派也许有较多理由，因为丁文江、王星拱、胡适等人特别强调哲学的科学性以及科学方法的普遍适用性，而这正是取自西方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科学主义”思潮。然而，至少有两点情况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第一，科学主义思潮中即使在西方哲学界也很少有人将科学绝对化，认为科学之外没有其他研究。实证主义等哲学流派的确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企图把哲学实证科学化，但这只意味着他们把哲学局限于实证科学所及的范围或者说经验范围，至于在此之外的问题则可以由形而上学家去研究。而他们所谓形而上学指的往往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对于后者，他们与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即使不相通，也是相容。总的说来，他们与人本主义思想家都是康德哲学的继承者。一方继承了康德关于理论理性的方向，另一方继承了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方向。科玄论战中的科玄两方也大体如此。把走康德理论理性之路的科学派叫西方文化派，把走康德实践理性之路的玄学派叫东方文化派，似乎并无充分理由。
    第二，尽管科学派中有人（例如胡适）后来提出过“全盘西化”的口号，甚至还确有极端的全盘西化论者，但在“五四”时期，他们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具有严重蒙昧主义特征的传统文化，不过是矫枉过正。在那个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严重阻碍中国进步，使前此的一切改革均遭失败的情况下，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偏向不应受到过多指责。至于因鼓吹全盘西化论而受到很多批判的胡适，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出于其用词不当。因为胡适恰恰是一位强调应当整理和发扬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文化的学者。上面曾提到，他关于全盘西化的含义只是主张系统全面、而不是零碎片面地输入外来学理来整理传统文化，以便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融为一体。这与人们所批判的那种极端的全盘西化论的含义有着重要区别。
    科玄论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当时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正处于合作时期：新文化运动内部虽已开始分化，但其政治冲突还未激化。因此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也以学者身份参与了讨论。他们企图从唯物史观出发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片面性都加以批判。但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具有明显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论倾向，因而往往表现出科学主义色彩，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企图用科学的因果律来解释人生的一切，对事实与价值、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未能作出正确解释。然而他们在强调发扬人的个性，主张打倒偶像时，又表现出受到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很难说他们当时已自觉地在一切方面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界限。尽管如此，他们能够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来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加以批判，这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于他们的上述片面性毋宁说是那个时代（甚至也是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情况。既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今还有许多问题偏离马克思的原意（例如直到不久以前才承认应当包括价值论，有的学者还在肯定“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又怎能苛求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总的说来，发生在“五四”后期的科玄论战可以说是当时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这两种最主要思潮的论争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的表现。只有既全面地了解这两种思潮的理论和价值取向，特别是与同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又能分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才能对它们输入中国后在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中可能发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这不仅对于当时初识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来说难以做到，即使在今天，恐怕也很少有人敢于说已把这两种思潮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完全弄清楚了。要深刻认识这些关系，还有待学界共同进一步探讨。“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种思潮的实际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认识都还较为模糊，但他们在这方面也已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特别是开始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认识和分析有关问题。这使他们在这方面比其他倾向的思想家高明得多。
    最近20多年来，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我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在“五四”60、70 、80周年前后，这方面的讨论往往达到高潮。尽管这些讨论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大家对“五四”前后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状况的认识较之以往有了重大进步。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相互指责的情况，一些人的见解被另一些人视为越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这首先是因为“五四”提出的问题不仅集中地体现了100 多年来争取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人们一直在思索的主要问题（例如科学、民主、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现当代世界哲学发展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科学哲学思潮和人文哲学思潮的关系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没有完成现代化，没有有机地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以前，在现当代世界哲学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而这种探讨和争论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将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我国学术界受长期流行的那种非此即彼（在政治上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实在太深了，许多人都习惯地（或者不自觉地）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内部之间（例如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以致往往没有对不同的思想家的理论作具体分析，而按照既定的模式对他们的关系作出“根本对立”之类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在各方面都犯了不少错误，有时甚至是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诚动机而实际上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应当对一些长期流行但未必为真的观念加以重新审视的时候了。鉴于这篇文章已经很长，我个人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想法只好另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