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去世之后，南京的营建工作并没有停止。洪熙元年(1425)秋七月，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南京修葺宫殿的民夫不够，请求再启用一万。十一月，吴中再次提出南京修理殿宇未完，请从原来下西洋的军士中抽调一万过来协助，宣宗予以同意。到了宣德元年(1426)二月，又增加两万民夫进行协助。一年后，南京修理殿宇的工作基本完成。襄城伯李隆向宣宗上奏，修理南京殿宇将完，请将原来借用平江伯陈瑄运粮的七千官军放遣。但是回銮南京却迟迟没有到来。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湖广岳州府华容县儒士尹崧曾提出回都南京，他认为南京“江山雄固，水陆兼通，国用所需民力易办，供输漕运与夫四方朝贡道理适均，天下咸以为便，乞命勋旧将臣于北京训练精锐，缮修城池，坚利甲兵，广开屯田，聚积粮储，以备边防，皇上回銮南京则深慰军民之望”[14](P174)。宣宗皇帝命行在礼部议行此事。但讨论的结果如何，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然而从宣德前期南京殿宇的不断修葺，我们可以推测，宣宗并没有改变仁宗遗愿。但宣宗为何没有回銮南京，万明曾指出：“宣宗在位十年，并没有明令定都北京。史载阙如，恐有难言之隐。”[4](P130)对于宣宗皇帝到底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当时南京大量的地震来看，笔者以为，其难言之隐可能与地震有关。仁宗皇帝遗诏中指出要求回銮南京，并且是“四方仰咸南京”，希望太子能够完成他的心愿。所以宣宗曾言：“其大经大法，皆祖宗建置，永笃钦承，罔敢逾越。”[14](P627)但南京频繁的地震使宣宗选择在北京办公，而不愿回銮南京。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宣宗令：“凡有告讦者，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词讼许其鞫问。”[14](P847)使南京的司法完全失去了其作为京师的实际意义。宣德三年(1428)八月，宣宗下令革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及行部，使北京的行在六部的权力更为明晰。由此可以看出南京虽为京师却无京师之实，北京虽为“行在”，却行京师之权。宣德五年(1430)二月，“建‘行在’礼部于北京大明门之东，时五府六部皆未建，以礼部所典者，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及四方万国朝觐会同者，皆有事于此。故首建之。其地位规制皆如南京”[14](P1481)。这种种迹象表明，宣宗正在改变仁宗回都南京的遗诏，加上宣德四年和五年南京地震又再度频发，地震达12次之多。因而在定都问题上，宣宗采用了中庸之法，他一方面保留北京“行在”地位，一方面却不回南京理政，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也未能重修，典礼仍在奉天门举行。当然迁都又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一旦迁都可能会引起蒙古势力的乘虚而入，这对明朝统治不利。加上回都南京的耗费巨大，这在朱棣时期的迁都已经体现。英宗即位后，由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主持朝政，他们都是守成之臣。对于他们来讲，国家的稳定是国家幸事。如果重新迁都南下，必然会引起朝野极大震动。而英宗即位年仅九岁，迁都对他来讲，更是天大风险的事。他不会像他的祖先一样有这样的魄力。而作为辅政大臣的三杨也没有这样的决心。即便杨士奇多次强调南京是根本之地，但在回都这件事上却很难下这个决心。
    如果讲发生在洪熙、宣德年间的频繁地震使回銮南京变得艰难，那么宣宗得急病而逝，让未成年的英宗即位，使回都南京成为泡影。北京在洪熙和宣德两朝一直被称为“行在”，到了正统时期，北京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建。正统元年(1436)十月，英宗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北京九门城楼。三年春(1438)正月，又拨五军、神机等营官军一万四千修葺北京朝阳等门城楼。至四年(1439)四月，工程全部竣工，“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矣！”[15](P1048)正统五年(1440)三月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六年(1441)八月，浙江宁波府知府上奏指出：北京历经四朝，现在仍称“行在”，“名实未当，请正名‘京师’”。礼部尚书胡濙则认为：“行在，乃太宗皇帝所定，不可变更。”[15](P1642)这与他在仁宗时期主张北京为留守行在以备巡守之用的意思是一样的，说明他依然主张回都南京。九月，三殿二宫成。十一月，帝颁诏大赦天下，决定“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2](P132)。南京各衙门增“南京”二字，北京为明朝国都、京师。成祖之后，历经洪熙、宣德、正统三朝，长期悬而未决的国都问题，至正统六年(1441)尘埃落定。其后，因“土木之变”有言回都南京者，都被原来一直力主回都南京的礼部尚书胡濙给予驳回。于是北京作为明朝的国都地位终于得到巩固。
    四、结语
    明朝定都北京历经四朝三十多年，但明朝定都北京却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甚至将明朝的灭亡归为其迁都失算，他说：“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同时，黄宗羲列举了迁都北京的危害，指出：“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④，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16](P20)其理由虽然有些夸大，笔者以为其中也不无合理因素。但是从永乐之后，明王朝在决定回都南京时，因南京地震频繁而北京相对稳定，使回都南京成为了泡影，可见自然灾害对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商朝因为都城周围的灾害频繁而使盘庚迁都殷。明太祖也因为频繁的“河决开封”⑤，而没能定都“北京”⑥。中国政治中心东移以及经济重心南迁无不与自然环境恶化有关，不管是长安、洛阳，还是开封都面临着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而明朝正是因为南京频繁地震，使回都南京由“可能”成为了“不可能”。正是这一时期的地震，改变了明朝的政治走向，也改变了南京的命运。笔者以为，假如没有洪熙、宣德时期南京的频繁地震，或者说假如这一时期是北京地震频繁而南京相对稳定，那么仁宗皇帝回銮南京的遗诏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不过，南京地震只是明朝最后定都北京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非本质原因。
    注释：
    ①按：依据《明实录》统计，南京地震为39次。而《明史》的记载为42次。笔者以为这两本史书记载的差距不是很大。具体原因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范围。
    ②表中数据依据《明实录》统计。由于洪熙元年的大多数月份南京都有地震发生，故笔者按月来进行统计。出现“复震”或“屡震”，笔者按一次来统计。
    ③按：笔者依据《明实录》进行的统计。由于有些时期没有关于南京地震的记载，所以就没有在表格中体现。有些地震虽然发生在南直隶，但不是在应天府或南京，也没有统计。
    ④按：从正统六年(1441)算起，到明朝的灭亡（1644年）就204年。笔者以为，黄宗羲所讲的二百年就是从正统六年算起的。
    ⑤按：有明一朝，黄河经常决口，且经常在开封的周围决口，所以史书上经常有“河决开封”的记载。黄河的大决口有时会一夜之间将开封城掩埋在泥沙之中，黄河的水患严重地阻碍了开封的发展。在明朝，黄河决口的年份达246年，而开封却每每首当其冲。
    ⑥按：洪武元年(1368)三月，明太祖朱元璋攻下开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改开封为北京。洪武十一年(1378)，撤销开封的“北京”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