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蒋介石返回广州之后，1924年1月24日接受孙中山的委派，担任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是，2月21日“辞筹办军校职，迳离粤”（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黄埔训练时期，第6页。），去上海。其后，孙中山、廖仲恺等，以革命为重，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促其返粤，但是蒋介石迟迟不予理睬。蒋介石辞军校筹备职务，虽有其复杂的原因，然而也流露了一些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3月2日，蒋介石在奉化写信给孙中山 ，缕陈自己的委屈与主张，抱怨孙中山使他“不得通其意达其志”，“布展菲材”。说“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拟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并说，“今日先生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诌谀之徒耳”（注：蒋介石：《复上总理书》（1924年3月2日）。见蒋介石：《自反录》第1集卷3。）。他在上述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对于孙中山，“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该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注：蒋介石：《复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见蒋介石：《自反录》第1集卷3。）。当然，蒋介石4月份还是回到了广州，主持军校工作。孙中山对蒋介石并未因其持有不同意见而不予信任。在平定商团事件时，对是否要胡汉民、汪精卫参加在广州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孙中山复蒋介石说：“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信仰，当然不应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蒋介石鉴于孙中山仍然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因而在政治上表现了积极追随的态度，由反对或不赞成国共合作，转而积极支持国共合作。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或其他场合的演说中，在与国民党一些元老通信时，不断地阐述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批评国民党内的怀疑态度。1927年2月世界书局发行的由朱亮基编的《蒋介石言论集》中，收录许多其他蒋介石文集没有编入的材料，譬如，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蒋介石说：“总理手创之三民主义，诚不同于共产主义，而其为革命的主义则同。总理深知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为真正之国民党也。”（注：蒋介石：《对于西山会议告国民党同志书》（1925年12月25日于汕头革命军东征总指挥部）。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中央图书局印刷，世界书局发行，1927年2月初版，第3页。）。
    关于联俄，蒋介石说：“要革命成功，须联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我同志勿怀疑共产同志。”（注：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理由》（1926年6月）。见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第10～11页。）针对国民党内有人责难鲍罗廷，蒋介石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这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注：蒋介石：《对于西山会议告国民党同志书》（1925年12月25日于汕头革命军东征总指挥部）。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第4～5页。）。
    关于国共合作，蒋介石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这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注：蒋介石：《在本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说明团体训练的紧要对共产党加入本党的意见》（1926年9月13日）。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第16页。）因此，蒋介石说：“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仅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注：蒋介石：《复张继论党务书》（1926年北伐前夕）。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第6页。）他还说：“如离开共产党，国民党革命亦不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系增加革命力量，两党合作携手，中国革命前途，庶可希望成功。”（注：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理由》（1926年6月）。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第9～10页。）
    上述所引只是蒋介石在1925-1926年间关于联俄、联共、国共合作等方面的部分言论。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的思想和言行发生这样明显的变化？这确实是值得思考、分析的问题。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的认识，波动起伏，经历了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的过程，使人难以理解在这样短短的两三年内，其言行有如此大的差异和反复。在其口口声声倡言国共合作的背后，使人感觉不出他的真心与诚意，给人以言不由衷的印象。当时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国共合作的革命潮流；对违背孙中山所强烈坚持的政策，不能没有顾忌；蒋介石作为羽毛未丰的国民党少壮派，没有元老们那种资本敢于坚持反共抗俄。就连居正这位资深元老也曾说过：对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知非可以口舌争者，且有誓约服从在先，乃奉命”。因而1927年蒋介石走上了与共产党决裂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民国时期虽然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坚持反共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台湾开放的“大溪档案”，提供了许多蒋介石要把共产党员及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斩尽杀绝的史料，它是蒋介石早年思想中消极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研究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对全面认识蒋介石的一生及其政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