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坚持团结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极少数企图分裂党和国家、大搞破坏活动触犯党纪国法的人和其他敌对分子，就要采取另一种方法，以党纪国法论处。1987年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就开除了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党籍。
    3.摒弃“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传统观念
    纵观反倾向斗争的历程，“左”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思维定式、行为准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人们往往认为“左”比右好，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在行为规范上一般都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左”的错误倾向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20多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而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像顽症一样继续困扰着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如刚开始搞农村改革，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人就认为是搞私有制，搞单干；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心存疑虑，一说到设立特区、发行股票、引进外资等就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引进剥削制度；一谈起“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认为是搞“两极分化”；一提到“股份制”，就认为是搞“私有化”等等。究其思想根源，就是喜欢用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抽象观念来看待改革开放，用“左”的传统观念来认识一切，没有科学地判定“左”和右的实质和危害，没有充分认识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美国政治学家威廉·A ·约瑟夫在《极右思潮与中国》一书中曾把右倾机会主义比喻为一只面目凶恶的狼，“左”倾机会主义为一只笑面虎，称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我们摒弃“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并不等于向右转，可以得出右比“左”好的结论。我们在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时，一定要按照邓小平一贯主张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观点，切忌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因此，在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提高警惕右，特别是防止“左”的斗争能力和水平。
    4.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和“不争论”的观点，是反倾向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一些持“左”的观点的人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经济领域的“主要危险”，认为许多改革是“私有制潜行”。“左”的一个代表观点，是“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在于：其一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所主张的是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去问姓“资”姓“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不怕贫穷落后多了。显然，这并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二，持这种观点的人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姓“社”，实质是一种思想僵化的表现。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凡是改革开放的措施，不管它对发展生产力有多大作用，都首先要问清姓“资”、还是姓“社”，那实际上就是不允许试验，不允许探索。例如，他们批“市场经济”，批“股份制”的态度，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根据头脑中的教条，把市场经济说成资本主义专有的东西。这样无疑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延误改革开放的时机。针对这一思潮，1991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说，姓“社”姓“资”，不要争论。“不要认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和“不争论”的观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受姓“社”姓“资”问题干扰而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P372）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闪耀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光芒。近80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在反倾向斗争中，决不能把思想上的分歧都看成“左”和右两种倾向；决不能混淆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差别。简单来讲，决不要搞无谓的争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屋建瓴地说，不搞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这是指我们搞改革开放，推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要止于坐而论道，要争取时间干。正是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发明武装了一代共产党人，冲破了“左”的束缚，走出了“文革”式反倾向斗争的怪圈。不争论的实质是尊重实践，鼓励改革实验，反对改革未始就陷入空洞无谓的抽象争论之中。其实质是反对僵化，鼓励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抓紧时间干实事。事实上，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都只能在试验、实践之后作结论，都只能用事实、改革的结果来回答。没有经过试验，没有经过实践，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脱离实际，不问客观情况，死抱着僵硬教条的做法。这种“问一问”、“争一争”的惟一作用，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早就说改革不是不问方向，不争论的实质当然不是不管方向道路。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人就争论不休，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将多年来一直困扰、束缚人们思想，近年来又争论不休的问题点穿说透了。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不争论”的原则的指导下，冲破了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取得了反倾向斗争的新成果，从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