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警惕日本社会主流意识日益右倾化的动向
    战后日本国民曾有对战争的反思阶段，于是遂有反战和平运动的兴起，但基本上是基于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开展起来的，它最突出的活动，即是每年8月6日在广岛举行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周年纪念仪式，祈祷和平，反对战争。这是日本国民真正尝到战争苦果后，惟一多年来坚持不辍的群众运动。毫无疑问，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之受害，是日本国民认同于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者，执行对外扩张国策，发动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是咎由自取，加害者是本国的军国主义者，与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的屠杀罪行相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做为加害国的日本国民，在其国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与本国军国主义者结为一体，日本国民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加害者的角色。战后日本国民始终未能清醒地认识到做为加害者所负的那份战争罪责，认真地清算其认同军国主义所受的毒害。战前的旧有意识，仍在左右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很容易接受日本右翼为复活军国主义而散布的谬论，再次成为右翼势力的支持者，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战后新生代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原日军官兵，如东史郎那样对自己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进行反省认罪者，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尤有甚者，坚持原军国主义立场，昧着良心编造谎言，欺骗舆论，与右翼势力沆瀣一气，从事反华宣传。在当今日本社会，原日军官兵敢于公开出面反省战争罪责，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时，即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有形无形的压力，威胁恐吓电话、信函，纷至沓来，遭到责难和辱骂（《战争罪责》一书就列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甚至送你上法庭。如近年来轰动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东史郎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同时，日本右翼势力，已不满足于仅仅在“教科书”上作翻案文章了，而是利用新闻媒体、文化书刊，大肆宣扬“皇国”日本往日的“光荣历史”，并成立专门组织，推动这一政治企图的落实。1993年8 月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95年8 月该委员会即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否定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等，全盘予以否定。与此相呼应的是1995年7月， 又有藤冈信胜之流的教授、学者，出面组织“自由史观研究会”，声称：日本迄今为止的现代史教科书，是以“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为蓝本的“骇人听闻的黑暗史观、反日史观”，藤冈标榜“要站在纯自由的立场上大胆的重新认识历史”。（注：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第151-152页。）实际上所谓的“重新认识历史”，就是为日本战争罪责翻案”。1996年12月遂有“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立，开展“重新认识历史”的宣传活动。一些新闻报刊，以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不惜版面的展开讨论，由于在政治上有右翼势力的推动支持，一时形成社会关注的热点。这种舆论导向，无疑对不知或不十分了解战前日本侵略历史的战后新生代，具有相当的影响。另外，最突出地反映是在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村山富市内阁拟使议会通过：旨在对日本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进行反省的“不战决议”，结果遭到自民党系议员的极力反对。为了表述他们的这一立场，在自民党成立“议员联盟”时制定的“活动方针”中，就明确提出：“我们正当终战五十年之际，对在先前大战中为了我国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解放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的二百余万战殁者及因战祸牺牲的人们的英灵，诚挚地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对战后我国走过的道路进行反省，展望将来，以期新的前进。尤其是要改正战后由于占领政策和左翼势力的横行所造成的对我国历史的判罪和自虐的历史认识，基于公正的历史，解明历史的真相，以期恢复日本及日本人的荣誉和骄傲。而国会的反省、谢罪和不战决议，是有意地肯定战后的歪曲了的历史，对这一将给我国的前途伏下祸根的决议，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鉴于本议员联盟的宗旨，期待切实的国民呼声，联合广大的国民，以期建成预定的目标，开拓出和广大的亚洲各民族共荣共生之路。”（注：《南京大屠杀和日本的精神构造》，第143-144页。）“活动方针”把日本过去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解放”的战争，明白无误的宣称：要重新“解明历史的真相”，要翻这个历史罪案。这些政客的思想和言论，显然是代表相当一部分群体的观点（资产阶级政客总是迎合选民的意向，发表政治演说的），并非是孤立和偶然地信口雌黄。一个执政党的议员团体，公开地发表宣言，否认战争罪责，这无疑是对战前遭受日本军主义侵略的亚洲和中国人民恶意挑衅。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极其猖狂，在国内频繁举行各类集会。据日本学者统计：1997年日本右翼势力举行集会83次，1998 年为 173 次，1999年至2000年2月为261次，3年内增长了三倍。（注：据《环球时报》，2000年8月22日报道。）如此动向，岂能默然置之。
    当人们在论及德国和日本，在反省战争罪责这一问题上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两国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德国政治领导人勇于承认战前纳粹法西斯对欧洲各国所犯下的罪行。据今年2月16 日法新社在耶路撒冷报道：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于访问以色列国期间，在该国议会发表演讲时，再次请求人们原谅德国纳粹的大屠杀罪行，并发誓不让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再次在德国生根。他说：“我请求人们原谅德国人做过的事情”，“凶手的形象将在今后的时间里一直伴随着我们德国人，这个回忆在德国和以色列人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德国战后长期以来历届政府一贯坚持反省战争罪责的态度。而德国人民对新纳粹主义的活动采取与之坚决斗争的立场（包括行政与立法的举措），政府和人民都有力地遏制国内纳粹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德国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取得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昔日令人谈之色变憎恶的纳粹德国，一变成为今日受人们所尊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德国之所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如此巨大地变化，简言之，是欧洲各国人民在战后对德国纳粹法西斯势力，始终不渝持严厉批判的立场，彻底清算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德国人民的自觉反省与欧洲各国人民对纳粹法西斯势力的深恶痛绝的严厉批判态度，两者结合；促使德国的新生。但笔者认为后者是使德国发生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相反，战后日本却受美国的多方庇护，而亚洲各国此时也都各自专注于本国的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甚至连战争索赔这一重大问题，也在美国一手操纵下，于1951年9 月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给免除了，使日本得以轻而易举地逃脱了惩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罪的各级战犯，除已执行死刑的战犯外，在以后几年也都陆续释放出狱，有的如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还出任了日本政府的内阁首相。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缺少亚洲各国批判、清算、追查战争罪责的压力，日本国内进步的政治力量又无力推动国民自觉地进行战争反省，这就为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势力，提供了有利地生存发展环境。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政治精英”们，已公然得意忘形地宣称：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为了我国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解放”的战争。面对日本右翼的猖狂反攻倒算，亚洲和中国人民是否也应该有所反省：为什么这个往日犯有严重战争罪责坏事做绝的法西斯国家，尔今又涌现出这样一大批拒绝反省认罪故态复萌的军国主义分子，其影响所及，在政治上已开始左右着今后日本政局的发展趋向。笔者认为，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应该改变以往过于“温良恭俭让”的宽容态度，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加强揭露批判的力度，教育国人，提高警惕。中日友好必须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也会重蹈历史覆辙的。